杨鸿勋：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与梁思成先生结缘，决定一生的专业方向

　　您是怎么想到要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后又怎么有缘做梁思成先生的助手，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

　　杨鸿勋：我上学太早了，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抗战胜利以后，我该上高一了，哥哥在师大学教育，跟我说：“打基础最重要，你这么小，从初一重新上，在班上都不是年龄最大的，要把基础打好”，于是我又从初一开始念。本来我应该是1951年大学毕业，这样，我1951年才上大学。我在中学时，数、理、化都好，不爱说话，人缘好。当时这样的就是好学生，在班上“有威信”。刚解放，全班一致选举我做“班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的班长。我也喜欢语文、历史之类的文科，还业余办过半月刊。我受到那时中学生里流传的顺口溜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学理、工科，好找职业，所以上大学要报考理、工科，但是又不想舍弃文科。报考大学时到最后一天了，我还没想好报考志愿。当天的《光明日报》来了，我看到占满一版的一篇介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文章，作者署名“梁思成”。我一见这三个字，就莫名其妙地肃然起敬。赶紧把文章看完，知道清华营建学系是既有技术科学、又有社会科学，立刻决定第一志愿报考清华营建系。我和梁先生这第一次结缘，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

　　我确实和梁先生有缘分，因为他，我才上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大一时，又成为引起他注意的一个新生。这里有一段故事：

　　当时苏联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甫科夫教授到清华建筑系上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陪他先视察系馆，把一至四年级学生的作业全都贴在走廊两面，请阿谢甫科夫看，了解学生水平。梁先生陪专家走在前面，后边依次跟着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然后是四年级至一年级学生，我们大一学生走在走廊最后。专家一边走一边看，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指着一张“建筑初步”渲染图，说：“请这位同学过来”，梁先生走近细看名字，然后转头叫：“杨鸿勋”。老师们重复着叫，学生也往后传呼，我听到叫我，就挤到前面去，站在专家和梁先生面前。专家表扬我画得非常好，问我是怎么考虑的等等;梁先生也赞扬说好。事后，莫宗江教授说：“走廊两边全是图，好东西自己会跳出来，吸引阿谢甫科夫站住”。梁先生从此记住了我这个大一的小学生。

　　梁先生兼职很多，很忙，不是经常到系里来。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每次来都是直奔我们做公共建筑设计的教室。我们只有四个人，梁先生一进来，我们就站起来，梁先生总是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站在他旁边听他谈指导意见，看他给我改图。别的教室有的同学知道梁先生来了，也都跑到我们教室旁听。

　　后来我毕业，“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分配我做梁先生助手，也是经过梁先生认可的。

　　我毕业分配做梁先生助手工作之前，还有一段曲折。教学改革前，按照美国课程表的四年制，我们班应该是1955年毕业。由于院系调整，取消美帝办的燕京大学，成立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校委员会，三校土木、建筑两系师、生全体参加建校工作，时间达一个学期。我们毕业前要弥补耽误的这一个学期课程，所以毕业分配推迟到1956年初。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宣布我们毕业分配，宣布别人的分配单位和报到地点都很清楚，说到我的分配单位时，只说“军委”二字，我和大家都觉得很神秘。散会后，我去校长办公室问，才知道报到地点是前门外某某旅社几零几房间。校领导也觉得似乎是保密的工作。后来知道，原来我的工作，是国务院统一分配前由军委先选定的。

　　解放初期，军队建设是第一位的，优先军队，剩下的由国务院统一分配。我们毕业时，军队要最好大学——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建筑系的，结果就把我挑上了。要我去了干什么工作也不说。当时正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周总理说：“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学以致用”，国务院下达文件：大学毕业生分配要由校方了解用人单位符合学生专业，才放人去报到。我的分配，最后了解到军委要我去是做防原子工事。这是土木工程学系结构学专业的事，他们完全要错了专业。学校拒绝让我去报到，答应在下一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学专业毕业生中，让军委挑三个学生，此事就这样解决了。

　　可巧，这时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院成为优先选拔学生的单位，国家给国际著名科学家配备助手，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担任“梁思成助手”。我作为“梁思成助手”，也就跟着他确定了我“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