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愷：游离中游刃有余（节选）

崔愷：我觉得我跟王辉是不同类型的建筑师。我们从教育背景到实践的形式，以及面对的市场、客户，当然包括方案和对建筑本身的认识，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在别人眼里我叫主流建筑师，换句话说就是：给国家干活并且是大设计院的建筑师，所以在研究和思考方面通常都稍微滞后一点，而且客户也更商业一点。当然不全是这样，我自己也能够碰到一些比较理解我的客户。但这毕竟不是用个人的魅力，至少我前些年不能用个人的魅力或者个人的工作来感染别人，而是去碰机会找到这样一些业主，慢慢现在熟悉了，就有一些回头客。实验建筑师就不太一样。马岩松还好，是属于主动出击的。董豫赣基本上是属于几年磨一剑的，但是一定要完美，没有任何的商业目的。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实验建筑师，或者文人建筑师的一种状态，就是以自己为主，以主体为主。   【崔的变与不变】   王辉：某种程度下，角色命运是由先天的一些东西决定的。崔的身上注入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切面。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就能师从一些当时在国内领先的建筑学老师，又能在中国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不像现在这样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相对来说通向顶峰的道路。   我个人认为你早期的两个作品具有代表性。一个是丰泽园。我上学时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的时候，觉得这房子做得很精致，当时简单看了一圈，到现在这个图像在我脑子里同样深刻。另外一个就是阿房宫饭店，进入大厅以后有一个稍微弧一点的山墙，是整片地砖的拼纹。能用一种相对具象又抽象的巨大平面来做这个东西，在当时比较罕见，对市场的冲击也挺大。到外研社第一期或第二期的时候，崔变化还是蛮大的。我觉得第一期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时候的影子，就是形体的造型，包括其他元素都在里面。第二期的时候就追求更干净一点，更简洁一点的东西。干净、简洁并不说明问题，只是反映了在更开放的状态里，在西方的冲击下，会有自身角色的转变。在崔现在的作品里，我能够感觉到是在更开放的状态。不是说中国开放，而是本人的开放。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崔的每次转变，主题是变，但同时也有不变。按现在的说法，这是有“弑父情结”，就是把一些过去已经确定的东西变成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不管这个“父”是自己还是父辈的东西。这个勇气和经历还是挺让人佩服的。那么在这里，变和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   崔愷：王辉总是提一些我平常不太想的事，你刚才说的过程我觉得自己也是这么来看待的。   我作为一个本土建筑师，受国内的建筑教育，而且教育过程也是在相对比较封闭的年代里。这些年工作当中，尤其是处于北京这个建筑市场开放的前沿城市，我们无论看到的还是在做的事都有转变期的痕迹。这种转变并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整个城市、或者说整个建筑界的调整当中，我自己也是不断地在跟进。   要说不变的是什么呢？我想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家都做大屋顶的时候，我就不想做大屋顶，显示出个性或者不同，显示出差异性。在外研社设计之前，我很重视建筑形态表达的差异性。当我设计外研社的时候，开始注重城市空间、建筑跟城市的对话以及校园建筑跟校园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新旧建筑的改造本身等。当然这也是跟国外学的，包括看杂志、书和在国外的经历。到了现在的状态，我慢慢把形式的问题放到稍微弱的一点，觉得建筑不如环境的整体性重要。无论一个建筑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一定要寻找跟环境间的脉络关系，这一点是现在最重要的。所以现在选择一些相应的建筑策略和手法的时候，都是在寻找场地所提示的一些可能性，虽然挖掘的深度没有很深。   说“变”的话，好像是建筑师本人的一种个性张扬，现在反倒不强了。半个小时前我跟助手在讨论方案的时候，仍然想找到一些因素：第一是让建筑植根于这样的环境，或者是适应环境；第二是寻找一些差异，让这样的建筑不能放在其他地方。我并不特别急于表明我这个时代的建筑形态的特点，一定是有一个环境或者客观现实的提示，比如在校园里我可能会重视空间、重视校园活动这样一些对建筑的提示。所以我现在对建筑的切入点更多是放在了客体上而不是主体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我把我的立足点由本身而移到客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很自信地去看待一个建筑，而不是说去拿这个建筑跟谁比，我个人是这么想的。虽然多少有点偷懒，就是我回避了在建筑形态上的那种超前性。   近五年海归派回来以后，带回了许多设计的方法、理念，还有最近几年国际大师进来以后带来的新的气象，使徒劳地寻找这差异性就非常困难了。在北京丰泽园设计的时候我只是站在北京的舞台上，做外研社设计的时候站在北方地区或者是国内的舞台上，现在完全是站立在国际的、世界的舞台上，所以想寻找差异性实在是很难。如果是在个人的思想上来讲，我觉得至少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信。   【建筑有唯一正确么？】   王辉：实际上你不变的是寻找一种差异性，自己和别人之间的，或者是水平上的差距。现在这个社会是充满了智慧的社会，出名的太多了，有活着的好人比死去的好人都多的感觉。当然我们都是在某个历史阶段看这件事，到这阶段的时候，再从主体——自己身上去寻找一些差异性，我觉得这难度比较大，不妨用客体的客观条件的差异使得你设计的东西本身带有差异。   我的理解是这样，你可能是受所处位置的影响。你不像我们，我们是属于散兵游勇一种的，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你毕竟想在正统的道路上站有一个位置，位置也会决定你的想法。倒有点像政治上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对你来说当然是好处，但是不是也有点束缚？   崔愷：我没有这么去特别地想过。这一问题我自己确实不知道今天怎么回答，哪些东西是唯一正确的，哪些东西是不对的。在今天，很多国内的一批老前辈级的建筑师对目前中国的建筑状态也不太满意。我估计他们的脑子里是有一些道德标准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是非判断。   对我来讲我还是稍微有点彷徨。有时候我在协会里见到他们，会向他们请教、听他们讲，我也某种程度上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和对我们的一些忠告。比如“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建筑事业你们没有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当然我能够接受这样的批评。当然我的理想是我们能够自己设计出“鸟巢”，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同时又参加到了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包括跟国外的建筑师接触、参加、国际论坛等，这样宽泛的信息来源使我觉得当今在中国发生的建筑问题很难用一个观点来探讨它的唯一性，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历史上的很多建筑并不都是以实用、经济、美观来评价的，包括欧洲的建筑。在并不很发达的时候花几百年建一个教堂，它没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甚至也未必是实用的，因为所有的尺度都超过了人类使用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些建筑，像大剧院、“鸟巢”，对它的探讨应该超出中国文化本身的局限性。我觉得中国建筑发展的道路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放弃心里的包袱，允许多方面的探讨。   王辉：在另一个采访里你提到，王澍、张永和之类的建筑师更有一些个性。相比之下你的立场正确，但同时又有一些平淡了。   崔愷：对。我完全同意你这样的一个观察。我的设计不特别具有批判性。刚才你提到的两位建筑师，从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介入建筑的方式实际上是有一种批判性的，或者说他们追求这种东西。当然批判本身也带来了合理性，有它的基本立足点。要站得住脚，不是乱说乱批的。   但是对我来讲，可能跟我的工作和我自己的脾气秉性以及我自己对做事的认知有关，我希望稳一点，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我个人认为的差异的性格，并不是摆在批判性上，而是在适应性上。比如我们在设计院当中，留个小胡子、梳个小辫子来当总建筑师的话也没人管你，可是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合适。那天我领着一个助手到外面出差，别人问我“这小伙子是搞艺术的”，我说我们建筑师有艺术的呈现。实际上我自己不能这么表现，如果我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法进建设部了。   适应性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包括我在建筑的设计以及在建筑控制的过程当中的立场，也是带有这样的适应性。做得不好，赶紧就想个办法怎么能够补救，我很少提出让人拆除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我会想一想还能补救到什么程度，用修改设计来适应它。比如我们跟外国的建筑师合作，别人老说“你好像总是在让步”，当别人说这样不行的时候，我们原来就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不能改回来？这好像也是我自己的个性，这个个性就显得比较平庸或者比较中庸一点。   王辉：你自己的条件本身，反而成为了一种个性。我觉得要理解你的房子，可能要从一种群体角度，比如说时间或者对社会的角度，而不能单独地理解。你的条件是好的社会资源。我们渴望设计一个图书馆、博物馆，但没人找我们做这个事。在这种社会条件、起点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做的又是另外一种个性。   崔愷：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了。项目挺多，找我的人也挺多，有时候很难拒绝。确实太忙，每一个项目都不可能做那么精彩，大伙也疲于奔命，我太太也对我有很多批评。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托辞，我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法来做的时候，如果我的大策略基本上是对的话，细节的东西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因为说实在的，我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比较自信的，尤其是像历史遗址博物馆，一些旧城改造的项目。我做得不出格，不会特别出毛病。对我的状态是用量来评价，我也同意。总体来讲，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我对这么多项目都提出 了相应比较好的，比较稳妥的解决方案。   【高处不胜寒？】   王辉：有一句话“高处不胜寒”。我确实觉得，通过实践我们自身还是有提高、有进步，每高了一点以后，觉得“金石而开”。过去说鲁莽、无知者无畏。但是越往高处走，你自己站在那个高度，确实也觉得这事有点悬，就挺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感？   崔愷：“高处不胜寒”这个比喻，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无知者无畏”说的对。实际上你本身更明白自己的不足，老有人说我谦虚，其实是属于我有自知之明，不是谦虚。我经常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我在不同的圈子里感觉不一样，比如参加竞赛和评竞赛。参加完评选，我老觉得都不太好。可是我每次去做，居然还落选。每次做的心态又不行，总在想别人怎么想，最后做的可能不够有力量，或者说不够肯定，不够自信，实际上挺矛盾的。我觉得中国建筑师像我这样的不知道有多少。我的建筑很多还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有点无知无畏做起来的别人认为不错，自己感觉也挺好这种状态。而我过了这个状态，就有点明白，可水平又没跟上，或者说我自己的状态使我现在对建筑的控制能力不能到理想的地步。自己经常处于一种比较悲哀的一种状态。   我处于一种官方的圈子里边，同时又看到很有意思的个性化事务所。这些事务所他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特别愉快，我羡慕不得了。我总是在这之间游离。我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好处说，也是时时提醒我自己：能不能做的更好一点，或者能不能更好地静下心来把事情做好。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来讲，我也觉得自己处于一个还有可能上升的状态。还没到说自己已经挺牛了，国外不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两下子也行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有创作的压力，面对市场、面对业主、面对政府的这种压力；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建筑目前这种状态的某种焦虑，也是一种压力。这些都让我没那么自在。 文章来源：UED杂志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