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规划修编中的八大盲目性

如果把我国当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比作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那么，城乡规划就是保持火车健康运行的轨道。如果把轨道拆掉，让火车在没有轨道的情况下继续行驶，你说会出现什么问题？——题记 总体规划修编中的八大盲目性 文/仇保兴 之一：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 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有30多个城市要建CBD。这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不久前的座谈会上总结的。我想真正要建CBD的城市数字可能翻一番还多。CBD的概念当前在国际上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Business Park，即商务公园的概念，对跨国公司才有吸引力。高楼林立的集中商务区概念已经不倡导了，但我国现在不少城市领导人还盲目热衷于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居然有400多人到会，如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可见CBD的热度仍很高。一座城市要得到全球的认可当然重要。但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有的城市会成为城市网络的节点而得到繁荣，有的会被边缘化而失去发展的动力。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座城市要取得国际的认可，就要有特色的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特色的城市产业，以特取胜，而不是盲目地拔高城市的定位，或克隆国外大城市上世纪初流行的CBD。 之二：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 要准确预测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城市规划师不是算命先生。特别是城镇化的高速发展，20年以后城市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更难预测。那么为什么又要重视城市人口规模呢？这不是矛盾吗？正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之三：盲目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良好的城市生态 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超过150-200万人的城市才会考虑多组团。多组团又适合于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像深圳那样9个组团并列同时发展，这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见的。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对城市发展空间盲目地进行多组团布局，首先将导致城市集聚效应的大大降低；其次是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成本成倍增加。我们所说的另一种多组团布局，主要是针对那些历史文化名城，采取双核心城市的模式，新建区游离于古城之外，互相不要干扰，不要多个中心重合。对于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型城市，我们主张多中心。这一次北京总体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带多中心”的空间布局。对于一般的中小城市，我们还是主张单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按照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走向，发展交通走廊式线状城市或者根据地型地貌发展指状式城市，这比盲目地多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要好得多。对于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不要盲目追求，而是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 之四：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 一些地方领导对外宾介绍自己所在城市时非常骄傲，都说有2、3千年的建城史，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物古迹聚集的聚宝盆。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在二战期间被炸平了的城市古建筑，都按照原风貌重新建起来，现在获得了巨大的观光收益。我国50年以后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呢？也许来自国外的游客看到我们许多城市将来就变成这样了：站在高楼往下望，世界各国的建筑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国风格的建筑，没有本地风貌的建筑。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创造城市的特色？许多人认为，西方建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它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而我国的古代建筑大都是木头建的，木头烂掉了，建筑就倒塌了。同时为了人民群众利益，为了防止火灾，应该对老城区实施成片的改造，推倒重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了。西方建筑师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所以维护的成本非常高，不像木头建筑，只需对朽烂的部分进行更新修复就可以了。 你说木头的建筑就不能保持城市特色？最好到日本的京都去看看，它号称东方文化之都，所有的建筑式样都是从中国唐朝照搬过去的，城市的风貌保持得很好，没有太多高层建筑，城市的整体风貌十分谐调。我们的城市风貌保持得怎么样？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居然把富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一条街全部拆了，最后由一个规划师设计搞成了欧陆风格的步行街，一些西方人来看了以后，认为他们到中国是来看中国特色的，结果还是他们家乡的建筑，非常失望。 之五：盲目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 现在，西方所有的城市都恢复了人行道、自行车道。耗能最低的城市是一个可步行的城市Walkable City。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城市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南方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我国本是一个自行车大国，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是很有讽刺意义，上海有几个白领人士告诉我，他们一天要开2、3个小时的车（大部分是堵车时间）。为了锻炼身体，下班后先开车到健身房，骑假的自行车1小时，再开车回来。 我们的城市道路宽度远远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城市道路宽得多，为什么没有组织好交通？主要是路网不够而不是城市的道路宽度不够，用消灭绿化带、人行道、自行车道的办法来确保小汽车畅通，是再愚蠢不过的事。 之六：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 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曾经发展过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和仅用于居住的卧城（Sleeping town），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工业区污染非常严重，城市可谓是“焦炭城”，因此居住与工业必须分开。而我国走的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城市中发展的是低污染、劳动力密集、低耗能的工业，这种工业用地完全可以与居住或其他用地混合并且可以做到节地、节能、节材和减污。 实际上现在西方的城市规划中也提出了土地混合使用和推行绩效规划（Performance zonning），意思是什么呢？规划对一个建筑的使用功能的强调是弱化的，但对建筑所带来的噪声、污水排放、废气的排放三个指标则是严格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型工业、IT产业与居住、商业、教育混合在一个地方，从而做到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没有“钟摆式”交通的弊端，这是最节能的城市。 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城市，为什么实际工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我们应该把各类开发园区与城市新区和卫星镇建设统一起来，不能变成两张皮。 之七：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 最近有报道说，我国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围开挖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而有的城市却又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按理泄洪疏导都来不及，却把河填掉，变路了）；还有的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或者把山推平（城市内部或周边山丘及其绿化本来应该是由城市规划严格保护的，用于引景入城或供市民休憩的公园），这些都是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一些地方领导以为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其实，这又何必呢？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也玷污了我们当市长的名声。虽不是说大多数市长都是这样的，但661个城市中有几个市长有这样片面的认识也是非常糟糕的。 之八：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中央领导再三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有些市长或书记就这样认为，我既然是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一换届，书记、市长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胡锦涛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指出，城市规划一定要有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他讲的严肃性、权威性是指法的权威、法的严肃，而不是指个人的。城市规划第一责任人是市长，指的是规划搞得不好，市长要受到处罚，不是说你真的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负有责任。当然，市长也有相应的权力，一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市长，这说明权力和责任是平衡的。 （本文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原文共三个部分，本报今天刊出的是其中的第二部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