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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行人来说，这是一份略有几分平淡的简历。
1987年进入天津大学建筑系；1991年分配至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工作；1996年任建筑师；1999年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建筑师；2000年起任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2001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2002年被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2003年任建筑专业院总建筑师，李兴钢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人。
直到进入2003年，有幸结缘当代中国最负知名度的建筑，李兴钢这个名字才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鸟巢——国家体育馆。无论如何，李兴钢作为这个庞大建筑的中方设计师，他的名字必然被记入历史。
然而，这个尚未年届不惑的建筑师始终保持着他的理智和探索。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优秀，也不敢代表中国建筑师，更不敢确认自己是否能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留下成就。
“这并不是谦虚。发自内心而言，我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李兴钢说。
建筑师李兴钢
投身建筑业
196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县的李兴钢亲身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回想起那场大灾难，李兴钢说当时自己还不到十岁，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但这场灾难，在他的人生轨迹里，或多或少留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中学时，参加学校的地震知识竞赛，有一道题目让他印象深刻：为什么地震中会出现“墙倒屋不塌”的情况？
李兴钢和父亲仔细分析过自家的房子，发现房子的屋顶实际是由木头柱子支撑着的，跟砖墙没什么关系。这种古老的框架结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特点，对抗震非常有利。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结构。”李兴钢说。
32年以后，另一场巨大的地震灾害发生。作为国家体育馆中方设计主持人，李兴钢为鸟巢拥有良好的抗震性而骄傲。
鸟巢在防震方面最有保障的设计，就是钢结构和混凝土的脱离。这意味着，鸟巢外部的钢结构和内部碗状看台的混凝土结构在力学上是脱离的。出于同样的原理，从表面上看来连贯一体的看台，也从结构上分成了6个部分。通过对内部结构的处理，有效避免了由地震力造成整体协动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换句话说，这也是当年“墙倒屋不塌”相似思路的延伸：由建筑结构分解地震力。
如果说，偶遇地震只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那么，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建筑作为终身职业，似乎就是另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耐人寻味的是，李兴钢的第二志愿是服装设计。虽然当时他对服装设计还只有模糊的概念，但建筑和服装中对设计的尊重和重视，是最初吸引他的原因。
1987年的中国，即将迎来一次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而这个年轻人，凭借天分中对创造性工作的向往，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与“鸟巢”同行
如果要追寻李兴钢结缘鸟巢的前因后果，就不能绕过他的另一个作品——北京兴涛展示接待中心。
李兴钢毫不讳言自己对苏州园林的喜爱。在他看来，苏州园林兼具神秘感和人文风格，中国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生活哲学活生生地凝固其中。而如何在自己的建筑设计中兼顾中国传统特色呢？
墙在中国传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候，一面布满爬藤与阴影的空间充满了难以言说的东方意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由于连续的墙体所特有的导向性，而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探究竟的欲望，由此在人的运动中发生丰富的空间体验，使中国园林成了真正的四维建筑。
建筑师李兴钢设计的“鸟巢”
在这个兴涛展示接待中心，墙的设计很有意思。一片白墙，由建筑的入口开始不断地在水平垂直方向延伸运动，忽而为垂直的墙，忽而是水平的板，忽升忽降，如此形成了建筑的骨架和内外空间。
这种在作品中对中国传统的延续和表达，赢得了国际建筑界的关注。这个作品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和英国《世界建筑》主办的2002年度“世界建筑奖”的提名，也为李兴钢结缘鸟巢提供了铺垫。
在瑞士建筑大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开始国家体育馆的设计之初，他们希望能有一位熟悉中国文化并在专业上有国际视野的合作者。李兴钢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李兴钢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他参与了前期的构思讨论，从中国人的角度探讨建筑的可能性。第二，他负责了体育场功能最复杂的底座部分的深化设计工作。第三，就建筑结构、设备、经济等问题与英国奥雅纳工程公司及瑞士建筑师之间实现沟通，确认一些与方案落实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那是一段“夜以继日”的日子。
瑞士与中国大陆的时差有七个小时。每天早上瑞士时间9点，李兴钢先与瑞士同事讨论，再通过电话与北京同事沟通，开始在瑞士绘制草图，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用传真把草图传到北京，此刻正是中国大陆时间凌晨4点左右。当北京的同事们清晨上班时，李兴钢的草图已经映入他们的眼帘。同事们在这边马不停蹄地将草图绘制成电子格式、再将电子化的图纸传回西半球时，瑞士那边又一个明媚的早晨也正好开始。
5年后的今天，让李兴钢回忆2003年4月17日，他说当时并不是瞬间的惊喜。毕竟在此之前，鸟巣方案已颇受关注，中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当真实的消息确认的时候，李兴钢虽然也高高兴兴地和同事们一起去吃饭庆祝，但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2003年到2008年，人生里宝贵的五年，与国家体育馆同行。
中国建筑师的困惑
2006年，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师马岩松因设计加拿大第七大城市密西沙加市“玛丽莲·梦露大厦”颇受关注。更多人在接受这个建筑丰富曲线的同时，也在为它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惊叹。而始终在探索中国建筑当代性和传统有效嫁接的张永和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得到世界建筑界的认可。
与李兴钢一样，这些崭露头角的中国建筑师们受过中西方良好教育，拥有国际工作经验，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惑。
“鸟巢”钢结构
至今，李兴钢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国建筑师，更不敢妄称自己能在中国或是世界建筑史上留有印迹。他的困惑是：如何解决血液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缺氧。
“文化不是强制性的，它是一种强大社会背景下的熏陶和培植。当代中国的浮躁，我们过往历史的断裂，造成我们骨子里文化血液的缺氧。这种缺氧会让我们有点无所适从。我们不是西方人，不是欧洲人，可能我们也对西方了解，可如果去做纯粹的西方建筑，我们没有这样的认同感。同时，当我们回归中国传统，学养似乎又并不很足够，又觉得似乎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出路。这种困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讨巧的说法是，不必强调自己的文化归宿，只解决当代的问题，只解决此时此刻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没有包袱的说法，但是真正工作的时候，你仍然会基于一个文化的定位，一种潜意识，基于自己的语言来创作。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和内涵。不过，这个过程虽然有疑惑和瓶颈，但也是我自己在努力的目标。”李说。
李兴钢的工作室曾研究过日本建筑设计师伊东丰雄。在他看来，日本的文化传统从未被断裂，即便它经过了毁灭性的战争，经过了西化式的革新，但是它的文化并没有断裂，延续得很好。而日本建筑师的设计可以既有日本的味道，又有现代的感觉；既有日本文化传统的精神，又能在西方乃至世界被体会和接受。
“其实这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建筑上回复传统，还应该考虑现代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回复到自如的中国文化的状态，”李兴钢说，“说到底，它是一个社会的、宏观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建筑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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