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减挂钩”到“城市上山”

　　在土地利用方面，国土资源部正携手云南省谋划重大战略转移。前不久，国土部部长徐绍史在会见云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纪恒一行时特别强调指出，支持云南开展城镇上山工业上坡试点，希望云南能在这方面做出示范，形成经验。

　　从“规范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到“支持城镇上山工业上坡”，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这些年来一直面对着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承受着“保耕地”与“保发展”的两难局面和双重压力。

　　譬如，过去有不少人将房价的飙升归因于住宅用地供应的短缺，而今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促进房价合理调整”。

　　在“保耕地”与“保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国土部门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解决思路，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须有农村建设用地相应整理复垦成耕地为前提。

　　2005年10月11日，国土部正式批准部分省（市）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增减挂钩”的目的，显然是一肩挑两担——既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又缓解城镇建设用地紧张压力。“增减挂钩”在各地实践中，在取得不少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偏差。

　　据媒体披露，不少地方在“增减挂钩”中，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扩大增减挂钩试点范围和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挂钩周转指标使用收益分配不规范，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强迫农民拿着镰刀住高楼。

　　这些出现的偏差，不光直接侵害农民利益，增加农民生产和生活成本，让农村重蹈城市“千城一面”的覆辙，更值得警惕的是，“增减挂钩”，其所“增”的耕地与所“减”的耕地，在质量上往往是相距甚远的。

　　云南省国土厅厅长和自兴在接受《中国国土资源报》采访时就曾坦言：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如“摊大饼”式地向平原无序扩张，大量优质良田被占用，虽然实现了占补平衡，但占优补劣、占田补山的现象十分突出。

　　除占优补劣、侵害农民利益外，“增减挂钩”目前还有一个许多人尚未清醒认识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大鳄对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的热切渴望。

　　由于虚拟经济规模的膨胀，早已远超实体经济的规模，因此，国际金融大鳄已不再满足于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中分割利润，转而偏好在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中获取财富。

　　金融大鳄寻找金融资本出路，渴求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很容易“一拍即合”。个别地方增减挂钩“地票”交易模式的出现，从某种角度说，就是这种“一拍即合”的产物。一些人更是视“地票”交易为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的最佳突破口。

　　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妥善解决前，如果让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其必然的结果是农民将重蹈股民的覆辙。而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土地这个源头市场一旦成为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企业家的房地产开发商，终将成为虚拟经济金融大鳄的附庸。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此埋单的，也少不了购房者。

　　“增减挂钩”，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法很好解决实践中已经暴露的种种弊端。而且，如有些“地票”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极易将中国实体经济直接置身于国际金融大鳄的“血盆大口”之下。

　　2010年12月，有关部门悄然叫停成都的“地票”交易。2010年12月27日，国务院对“增减挂钩”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规范。

　　堵疏结合，方是治本之策。“增减挂钩”既然难以挑起耕地占补平衡的大梁，云南引导工业和城镇建设上山，以此保护优质耕地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的做法，自然会深得国土部的赞同和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