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经济急奔的脚步慢下来

　　上半年，北京市经济增幅为8%，在全国主要城市里“垫底”。

　　2011年北京市是限房又限车。根据北京市市长郭金龙的解释，限房影响其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限车影响其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首钢全面停产影响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撇开住房限购不说，如果其他两个要素正常，北京市的经济增幅与全国上半年平均水平差不多。

　　郭金龙称，北京市“经济增速慢下来了，但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经济效益好于预期”，但我个人认为，北京市是否真正摆脱了对汽车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尚存疑问；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不过，我要对北京市经济的降速拊掌表示欢迎。

　　如你所知，多年以来，我国已形成一个惯性的“保八”情结，似乎经济增速达不到8%就是政治不正确。我记忆中，近10余年来，除1989年增长3.9%、1990年增长5%、1991年增长7%之外，其他年份增幅都超过9%。我曾过问过专家，为什么必须“保八”，但没有得到满意答案。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一个经济体应该实现“数目字管理”。远且难追，过往多年，我们实行的似乎是“数目字激励”。20世纪最后10年，我们的目标是GDP翻一番，我们提前完成了这个目标；21世纪前10年我们的目标是，GDP再翻一番。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十一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只需百分之四点几就够了，但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却达7.5%，而实际上2006年至2010年的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幅达到11.2%。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8”，地方政府必定超“8”，譬如今年很多省份的目标是两位数。“数目字激励”的效果是显着的，最大的好处是GDP铺就升迁大道。为何地方的政府投资工程长盛不衰？我个人的理解是，政府工程投资巨大，既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也能显示政府形象，或许还可从中寻租些许，一举多得，故而地方官乐此不疲，拥有投资决策权的行业部门更是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