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陷阱 创新中国式城市化之路

　　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生活成本高企、社会管理成本增大、文化观念冲突日益加剧……在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城市病”逐渐显现。

　　自去年12月广东省召开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会议之后，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率先吹响号角，一轮新型城市化的新探索正在南粤云山珠水间悄然铺开。

　　20世纪，一系列巨型城市带的崛起，宣告城市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同时特大城市发展的困惑也浮出水面。

　　中国中心城市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150年的路程，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传统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下，“城市病”日益凸显，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破解特大城市困境作出自己的尝试，也充当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先锋。

　　●世界命题特大城市发展面临困境

　　公元前5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城市始终集中着人类的大部分创造。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后，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其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其中的例子有巴黎和伦敦对于“欧洲第一城”的竞争，伦敦和纽约对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

　　20世纪，城市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一批超大规模的城市和城市群横空出世。

　　华丽的外衣覆盖着传统城市化的隐忧。拥挤的交通和人居环境让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将总部搬到城市边缘地带或小城市。1969年，美国最大的公司中只有11%将总部设在郊区，到了本世纪，近一半的公司将总部迁到郊区或小城市。

　　一些曾占据优势的工业城市由于没有赶上现代产业升级的末班车，而逐步丧失竞争优势；人口和产业的外迁，使不少先发城市的中心城区或“陷落”或“空心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被巨大的贫民窟包围，治安恶化，管理失序，被称为“拉美陷阱”。

　　美国城市问题研究权威学者乔尔·科特金在他的论著中指出：“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的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小心翼翼而又具备宏图大略，才能避免“特大城市的陷阱”。如果不及早谋划解决方案，未来或将因为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