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格兰德：中国应把钱投向教育与医疗

“教授，你把我们训练成这么好的社工，他们却把我们当作机器一样对待。”这是朱利安·勒·格兰德在英国经常遇到的抱怨。抱怨通常来自政府所主办的社会工作部门，比如儿童院、老人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他们”是这些机构的高管，这种一线员工与高管间的对立，已经由这些典型的社会工作部门，扩及公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领域。 　　社工们士气低落，经常请病假甚至辞工。一个儿童康复中心的小孩曾告诉勒·格兰德，一年时间里，负责他的社会工作者就换了5个人。 　　“我知道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存在。”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举办的一场讲座上，勒·格兰德说。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有点像国企病，它存在于所有公立机构里，即所有权虚位与官僚主义带来的主人翁意识以及责任感、价值感的淡薄。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学科教授，勒·格兰德要经常给类似问题开出药方。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让这些专业人士拥有自己的企业拥有自己的股份，从而提高积极性，来更好地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率呢？” 　　他主张公共服务不应完全由政府提供，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共识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个倡导下，“社会企业”这一创新的组织模式在英国方兴未艾，他成为英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重要推手。 　　不过，推行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政府官员本身对于改革的理念，是非常敌对的。他们认为把政府的这些社会工作外包出去，就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否定，而且也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饭碗。”作为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勒·格兰德“只能够对这些官员的态度更加友好一些”，“我请他们去吃晚餐，给他们讲解试点的效果……”“按照英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各种方法安抚这些政府官员，让他们接受我的想法。” 　　这时，学者就变成了一项改革的执行者与游说者。与在象牙塔中潜心钻研学问的典型学者不同，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已经游走了多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经世致用之学；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参与社会的趣味紧密相关。 　　2003年至2005年，勒·格兰德曾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高级政策顾问。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当时正推行公共部门改革，这次改革正是我长久以来提倡的类型，所以我终于有能力在政治和政策领域内真正扞卫这些观点。我也必须帮助这些观点投入实践，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和政治难题。我再也不能以学术为借口超然地藏在幕后，不能将难题推给他人去处理，如果出现了技术或者政治问题，我不能再视而不见，而必须思索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