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的“伪”拐点

　　从3.33到3.23再到3.13，三年两个0.1

城乡差距的拐点到了吗？

　　“城里的老人每月拿着两三千的退休工资，天天扭秧歌，下象棋，拉胡琴；再看看农村的老人，一分钱收入都没有，儿女经济宽裕还能贴补些，算是晚年享福了，那也生不起病，病了就耗着，不敢去医院。从这一点上，你就能看出城乡差距了吧。”4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收入差距正迎来缩小的拐点》文章，文章刊出后，有人对文中“拐点说”并不认同。

　　4月12日，亚洲开发银行（即亚行）在伦敦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2012》中指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亚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兹威戈里奇（Joseph Zveglich）甚至认为，中国是贫富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法人代表钱津也对“拐点说”提出质疑，“目前在这方面还看不到任何拐点。”

　　其实，城乡差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不过人们常常用可以量化的城乡收入比来推演城乡之间的差距。那么，当城乡收入比连续三年降低时，城乡差距缩小的拐点到了吗？

　　差距曾两次缩小

　　动漫设计师、企业家、战地记者、市长，去哈佛大学留学，当美国总统，从这些湖北省郧西县农家孩子们林林总总的志向上看，和城里的孩子几无差异。或许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郧西县的孩子仅仅靠一条紧临悬崖的狭窄山路，来探知和了解山外的世界。

　　这条小路使乡村的孩子得以翻越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鸿沟，城乡之间的差距也确实有过两次令人喜悦的缩小。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叶兴庆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持续扩大的状态，其间有两个明显的下降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搞家庭承包制度，农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快了；第二个阶段，1994－1996年，当时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农民收入增长则较快，这三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在缩小。

　　据国家统计局在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而2010年这一数值为3.23∶1，2009年为3.33∶1。

　　这是否意味着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在第三次缩小？“拐点说”的提出者赖德胜正是基于以上逐年递减了0.1的三个数据，而认为“中国正迎来收入差距变化的拐点”。

　　赖德胜指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随着经济增长，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而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们认为收入差距可能已经达到了拐点。”

　　遗憾的是，在1979年~1988年和1994年~1996年这两个差距缩小的阶段之后，差距又都开始反弹，连年扩大的现象又继续重演。那么，这一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究竟是一个拐点，抑或只是又一次的年度性变化？

　　“我个人非常希望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而不是年度性的变化，”叶兴庆话锋一转，强调说：“这是有难度的。”

　　钱津则指出赖德胜文章中的不足，她认为，赖文中提到劳工工资大幅上涨，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问题在于，“打工者与资本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永远存在”。

城市在奔跑而乡村在漫步

　　从世袭农民工到新塘事件

　　2011年，江苏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最小，为2.18:1，此外，这一比值较小的还有沪、津、京、浙4省市，分别为2.23倍、2.26倍、2.41倍、2.45倍。

　　与此同时，云南、贵州这一比值却非常高，有的居然达到4:1以上。

　　“如果收入差距缩小已现‘拐点’，‘共同富裕’就不会遥远，这是咱老百姓的期盼啊！”北京一位老家在安徽的建筑工地农民工王良民对“拐点说”很感慨，结合自己家乡的现状，他总结道，“如今真是富了城市，荒了乡村；建了高楼，毁了良田；车辆拥堵，粮菜稀缺。城市化已将农村空洞化，农村空了没了，城市人生存靠啥化？”

　　对于收入拐点说，王良民也不认同，“我没有什么文化，就只有靠出卖力气来生活。听别人说过，有些行业很有钱，拿的工资非常高，应该是我们的几百、几千倍吧，这中间的收入差距就太大了！”

　　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敏锐地指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而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一连串不良循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将导致就业、收入、生活水准等一系列不平等，进而导致下一代的不平等。“久而久之，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的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厉以宁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乡镇，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比，使当地人“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与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无家无恒产”之间的对比悬同霄壤。

　　在长三角、珠三角发达乡镇，人们常会看到这种经典场景：外来务工者白天在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上累个半死，晚上下班后又出来寻求刺激，与本地人的冲突频繁发生，更多人加入到围观者、叫好助威者行列。他们多是年轻人，有人甚至说，“看到有纠纷、有人聚集，就很兴奋，上街看打砸、看烧车很过瘾！因为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也很好玩。”

　　2011年6月发生在广州增城的“新塘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由城乡差距引发的群体性骚乱事件。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唐学才与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在新塘镇大墩村路边摆摊时与治保队员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新塘事件”。

　　虽然“新塘事件”很快被平息，但由此折射出的城乡差距却不会因此得以消弭。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更多地反映为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距，成为一种身份的差距、户口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距，“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美日带来的启示

　　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有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美国用了70年的时间使工农收入趋向平衡，日本则用了100年才使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民收入大约为非农业人口收入的40％，50～60年代为50％～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致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行为为标志，差不多经历了70年努力，工农收入差距才从2.5∶1缩小到1∶1左右。

　　而在日本，从十九世纪末的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15，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

　　“如果亚洲的增长能更有包容性，更注重平等，那么可以多让2.4亿人脱贫。”兹威戈里奇说，“中国应更加坚定地推进包容性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以保障长期经济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克服30年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不均衡。”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2011农村贫困报告统计显示，全球农村的贫困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14亿人减少到了10亿，其中相当部分要归功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减贫努力。但在取得巨大扶贫成就的同时，中国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的发展速度依然“慢几拍”。

　　“同样都是在发展，感觉城市是在奔跑，而我们是在漫步。”湖北省郧西县的一位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