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30年的厦门自贸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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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有充分的条件成为自由贸易区，政府的胆子完全可以更大一点，可能领导认为不是时候吧，现在上海的都已经批了，要及时赶上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谈及厦门自贸区申请，一声长叹。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研究两岸经济的学者，他认为厦门成为自由贸易区“很有必要”。在厦门自贸区的推动中，他是重要拥护和推动者。 上海获批成为自贸区后，对中国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迄今为止，已有广州南沙、厦门、天津、舟山等地，加入到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行列，期待早日获得国家批复。 厦门也不甘示弱。在上海自贸区获批不久，一份《厦门自贸区总体方案》引起多方关注。 该《方案》的提案者是来自民盟厦门市委经济与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龚小玮，在今年厦门“两会”期间，这份提案曾作为优秀提案专报给厦门市委、市政府相关官员。 故此，该提案成为媒体解读为厦门自贸区总体蓝图的重要依据，也有人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政府的意图。据厦门一名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该申请方案目前尚未上报，因为其中一些细节还在“斟酌中”。 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厦门自贸区主要侧重对台自由贸易。龚小玮说：“我们也在考虑推进厦门、金门自由贸易区，看看两岸能否谈成。”况且，厦门已经拥有的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大陆对台贸易中心等政策优势，不过三大中心都只是“单项”突破，而非整体破局。 现在，厦门拥有3个台商投资区，分别是海沧、杏林和集美台商投资区，这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已形成光电、石化及零部件、工程机械、计算机及外设、物流等产业集群。 唐永红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厦门特别需要推进经贸自由化，除了对推进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外，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也有特殊意义，这是厦门经济特区的特殊使命。” 事实上，厦门自贸区议题早有渊源。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时，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向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邓小平当即表示，厦门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这句话犹如尚方宝剑，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很高的积极性，且行动效率很高。 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随后，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的主持下，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名专家研究“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厦门市原体改委主任郑金沐向当时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当时习近平带着他去北京找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论证厦门“自由港”的可行性。 但这种热度并未保持，此后的十年间，因为各种争议不断，厦门“自由港”建设举步维艰，裹足不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直到2005年，厦门“自由港”才有了很小的突破——厦门象屿保税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通过验收、封关运行。 从“自由港”到“自贸区”的设想，厦门走了整整三十年。 动力和阻力 唐永红认为厦门自贸区迄今停滞不前，只能停留在《方案》和舆论话题层面的最大原因是“政府太过于保守和谨慎”。 上海的自贸区获批后，他认真地研究过后多少有些失望，他认为上海自贸区“对现代自贸区缺乏把握，还在做传统意义上的减免关税、进出口为主要的方向”。“如此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意义小了很多，自贸区早就超越减免关税这部分了。”唐永红说。 因为学术研究，唐永红在全国走访了很多地区。在他看来，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福建省相关部门的主政官员执政理念“特别保守”。“政府要做什么事，首先就是看其他地区有没有做过，只有别的地区做了，他们才敢做，永远跟着别人屁股后走。”唐永红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经赋予了福建省很多特殊政策，这让福建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后来经济开放地区越来越多，曾经特殊的政策已经不特殊了，福建省在经济政策的创新上略显乏力。 放眼望去，现在上海、天津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海西经济区，因为没能有效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政策，海西经济区大部分只停留在了构思阶段，没有更多的内容去充实。 台湾商人是嗅觉最为敏锐的，唐永红常见到一些台湾商人很关注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但他们最后的感叹都是，“没什么特殊政策，很失落。” 经过龚小玮、唐永红及相关部门领导的争取，厦门市委、市政府领导原则上同意《厦门自贸区总体方案》。 唐永红曾建议直接向中央申请建立厦门自贸区，不过厦门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层没有同意，最终仅剩下的一条关于自贸区的条款，也因为国家财政部对此有异议，厦门市政府最终“主动拿掉了”。 该条款大意是：建议厦门经济特区转型为对台自贸园区。 “财政部认为我们已经有保税区了，为什么还要建金融贸易区，这个反映出他们认为金融贸易区就是保税区，就是减免关税，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知之落后，从地方到中央都是这样子的。当时想过用一些理由去说服他们，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唐永红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