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眼中的甲方

现在很多设计师都在抱怨中国的设计环境，总说中国的甲方对设计方面考虑得不够成熟。您有在国外工作多年的经历，您认为这种想法只是中国建筑师一种很不成熟的想法，还是国外的甲方比中国的甲方更懂设计，更懂建筑。您能不能对比一下中外甲方对待建筑师这个职业的态度的区别？

即使在法国，法国每个甲方也不一样。所以，好像没法儿一概而论。但是有一些大的趋势，一个是，在中国的甲方，特别是做开发商，这个职业是一个新职业，所以他们是在学着做，它并不是一种成熟的专业，这些人往往是从方方面面走到这个行业里来，也在摸索着走。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建筑师这个职业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业，建筑这个行业面向市场，也是一件挺新的事，所以都在摸索。既然是在摸索，那么就有好多地方和已经成熟的机制会有差异。但这不光是建筑行业的事儿，这也是全中国的事儿。全中国都在这种状态下，都是在摸索，好多东西都还没有健全。

它带来一些问题和一些机遇，比如说开发商不懂建筑未必是一件坏事，开发商太懂建筑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这还是得看具体情况。我们接触过一些国际上的甲方，跟他们做事，感觉比较简单。就是说，他就管他的事，你管你的事。在中国，往往分不太清楚谁是你谁是我。我们做过一个厂房，甲方是美国人，我们做过一个学校，甲方是以色列人。跟他们合做特别方便，特别简单。比如说约定一个合同，我们是负责什么，他们是负责什么。然后就按照那个合同走就行了。

但是在中国往往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实际上甲方并不特别知道他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等于是在帮他找，他也不太把建筑当做一种专业，或者说把设计当做一种专业。所以他很可能会有很强的设计欲望。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建筑师齐欣（图片来源：百度）

其实这种设计欲望挺常见的，就像开发商和建筑师合作的时候，有一些建筑师做的设计，到最后，其实连建筑材料都是甲方来定的。他们可能觉得设计单位会拿一些厂商的回扣，给设计师的主动权就特别小。你认为这种“业主意志”主导的设计对建筑师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它归结于厂商拿回扣，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比如说对功能的要求，对形式的要求，甲方介入比较多，这里牵涉到经济的问题。做为建筑师，肯定会不舒服。但是你回过来一想，这事儿也没什么不对，比如说你花钱，你让厨子给你做一顿饭，难道你还不能要求做出来的饭长什么样，是什么味道吗？或者说你不能挑用什么料？再比如说你去找一个裁缝，你要做一件衣服，难道你还不能跟裁缝说我那个领口要大点还是小点的，我不喜欢尼龙的还是绵麻的？所以说这事也没有那么明确的对与不对，要换位思考。

回过来讲，我们做的是服务行业，所以特别难介定这件事，就是什么叫对与不对。给我们带来难度的有可能被协调。特别好的情况是，你能够跟甲方达到共识，达到默契。我总觉得，干我们这个职业，既然我们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没有特别多的理由，先去指责别人。

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没有不好的设计条件，只有不好的设计师，既然你是做设计的。这一点呢在我之前工作的一个事务所，我的体会比较深。那个建筑师叫诺曼·福斯特，我在福斯特那里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别的事务所的建筑师就跟我说，他们碰到的甲方乱七八糟的，让他们怎么做他们也不敢说不，说我们是大腕，我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在那里工作的体会是，福斯特从来没有对任何业主说过不，业主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时候你把自己定义为做服务的。其次呢就是要想，你要跟人家拼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跟同行拼的是什么，拼的不是我不满足甲方的要求，而是我在满足甲方要求的同时，给他一个惊喜，就是比他想象得还好。这是服务行业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做建筑设计实际上永远是在解题，永远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功能啊，材料啊，美学啊等方方面面的限制，也有甲方的意识。如果你把它只是当做若干个限制之一，然后你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你就成功了。但是我并不是说，你跟所有的人都能解决好，因为人的因素是最复杂的一个因素，它远远复杂过功能啊，规范啊这些因素，所以也可能你跟有些人就是合作不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是你越早发现越好，你发现你没法沟通，那么就不合作了。

在2009年中国著名建筑师作品展暨论坛中布正伟老师说过：“现在的中国，上层次，入流的建筑不差时代精神，差的是与当地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融合，以产生建筑特有的文化气质……”。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一些建筑的时代感好表现，但是要把它骨子里的气质体现出来，是件很难的事情。那么您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中国的建筑师水平有关系，还是与甲方从设计初始所提出的要求有关系呢？

我觉得布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对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建筑没文化，不对的是，建筑到底是什么东西？建筑实际上是在反映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实际上他说的文化是一种带引号的文化，也就是说，他把文化定义为一种高雅的、有修养的文化。而文化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是更广义地去理解这种文化。

齐欣建筑作品（图片来源：百度）

而如果要说现在的建筑没文化，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文化，而中国的没文化，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一个广义上的文化，而是没有一个狭义上的文化，比如说，他想的这种可能是那种倒退五百年的中国历史文人俗称的那种文化。而现在，整个全中国，它在做一个特别大的文化转型，转到哪怕是文化沙漠，它也是一种文化，就是咱们讲那种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所以建筑实际上或多或少是在反映时代，你刚才说这个责任是谁的，是甲方的还是最终的使用方的，大家都有责任。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硬把它提升到某一块的话，你只能做很小部分的建筑，然后为很少人服务，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户群，是多种多样的。也可能以前更单纯一点，所有的老北京，盖出来的房子都一样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呢，不光说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多样性，就是喜欢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说有喜欢红的，有喜欢绿的，有喜欢方的，有喜欢圆的，同时呢，有喜欢老的，有喜欢新的，有的喜欢偏西方的，有的喜欢更偏东方的，所以这件事吧，已经变得特别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去界定。中国的建筑师，如果要换成布先生概念中的文化去理解的话，中国的建筑师是没文化，但是中国不光是建筑师没文化，是谁都没文化，所以怎么能逼着建筑师要他做出来特别有文化的建筑来呢？

也就是说现在的建筑它反映的文化，哪怕不是高雅的文化，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

对，而且，你如果跳出这个圈子去想的话，文化这件事实际上是挺无聊的一件事，比如说你去看一些记录片，会给你描述非洲某个特别原始的部落，他们一点文化都没有，但是他们盖的房子特别好，因为它反映一种特别真实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你现在到我们东四北大街上去转一圈，你去看一下店铺，每个店铺你都会觉得特别没文化，但是呢，你如果是从非洲的某个部落过来的话，你会觉得它特别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文化，比如说你从欧洲来，某一天突然把你空降到北京，把你带去看那种布先生认为特别没文化的区域，他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真实的文化。

我觉得西方对建筑师的定义跟中国不太一样，至少在法国，建筑师都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看，在中国呢，把建筑师当成工程师看，所以很不一样。如果说把建筑师当知识分子看，他就会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种批判性，对很多东西都不满意，然后他总觉得他能够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来，因为他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或者有更多的思考。

而在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整个中国城市的进步或者面貌的改善，不是因为某个建筑师想出了一个乌托邦的形式，然后逐渐去说服别人，再去推广。而中国的情况呢，是活儿太多了，所以建筑师每天都疲于奔命，人家让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赶紧把钱给挣来就完了，就处在这种状态，所以在中国，哪怕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也基本上是工科学校，也就是说你们从考大学开始，一直走的那条路，都不是人文、社会那条路，所以叫工程师也没什么错，是比较理性的一帮人，所以对社会的联想就不多。

再者呢，现在我们活儿特别多，市场特别好，所以你一天到晚都在完成任务。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知识分子的那个状态，知识分子往往以冷眼去看世界，他有一种自己幻想的社会形态，然后他从这个角度去设想，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中国建筑师所处的这种状态，就使得他一天到晚几乎什么事都不想，就能维系他的生命，能赚到钱。

而开发商不是，开发商他要想更多的事，因为他是直接面对市场的，他做的事要杂，他可能会倒闭等等，他是跟市场直接挂钩的。所以他每天要想的就是怎么跟社会发生关系，怎么跟市场发生关系。也就使得他们可能会比建筑师进步的更快，然后由他们去引领着建筑师在往前走。

在中国的这个公众参与，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的公众参与，比如说这条街上，要盖一个厕所，让大家都发表意见。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会去调查，哪一种厕所大家用起来比较舒服，是这种状态。

前一阵，我们在曹妃甸，在一个生态城，实际上是一个住宅区。我们提出了一种住宅区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基于中国现在广泛应用的一种住宅建筑的模式而产生的，而那个规划是一个瑞典的公司做的，它那个形态是按照瑞典的城市形态来的，他们就说服了唐山的领导。我们实际上是顶着他们在做，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做一个瑞典城市，我们应该做一个中国城市。比如说他们要做围合，这样就多了好多东西向的房子，我们就没做围合。我们做出来以后开发商觉得挺有道理，但是城市管理者不同意。这样甲方就对附近居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大部分人都愿意买我们这个房子，但是最后还是没用我们那个。

齐欣建筑作品（图片来源：百度）

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老百姓的意见最终会反映到很多层面的决策，政治的决策、经济的决策，都有。但是它是转了好几个弯反应上去的，不是特别直接就能反应上去。转了好几个弯跟直接反应上去，我觉得只是方式不一样，最后结果差异并不是特别得大。就好像中国人是一大桌菜一起吃，西方人是先吃菜，再吃甜点。最后吃完结果是一样的，就是都吃饱了，只是我们走的渠道不太一样。

每种做法都有利和弊。中国的这种方式，它的利呢，比如说盖个厕所，可能就是一个领导他跟你说了，你就去做，然后就盖完了。而西方的那个公厕，可能让全民公投就花了6年时间，因为大家意见永远也达不到一致，中间有选民搬出去了，又有新的选民搬进来了，然后街道主任也换了，所以它得来回来去折腾，而我们这个折腾，实际上是折腾一拨人，这拨人的领导，他特别快就做了一个决策，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决策，也可能是一个特别坏的决策，那如果是一个特别坏的决策呢，它就被干掉了，然后下一任领导就来了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或者说特别体察民情的人，他可能就能升上来了。因为之前的领导做的事老百姓不高兴。所以中国公众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的。

这个甲方的信任就是典型的中国的体制造成的，我们当时介入那个项目挺晚的，那项目招投标做竞赛已经做了一年了，一年以后也评出了一个优胜方案。但是那个开发商和负责国家会计学院建设的人，他们走得更靠前，他们已经在全世界转了好几圈了，他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当时中国的建筑师好多都没出过国，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再怎么做也做不出好学校来。可他们又走了招投标的程序，又评出来一个一等奖，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觉得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这时候我们认识了，他说那我给你一个特别短的时间，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做一个规划，我们要觉得行，我们再跟领导商量。后来我们就花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出来一个规划，他们觉得不错，然后他们就把我们这个方案和那个一等奖方案，直接就端到总理办公室去了，当时是朱熔基总理负责这件事情，就把两个模型搁在那儿，然后朱熔基总理就拿脚踢了我们这个模型，说还需要改进，他也很狡猾，因为他是政治家，当时是财政部负责，原则是由财政部定由谁做。他就说我们这个需要改进，那个就没说，最终的意见是由财政部做决定。财政部当然明白就按我们这个做。

中国的这个体制就是没有参与，谁都不要参与，大老板说了算。大老板一说，别人就都不说话了，所以我们就很少受到干扰。那是我们在中国做的唯一一个项目，一直到它盖起来，我们没有做过效果图，只是做过CAD的平立剖，一直到最后的施工围挡掀下来之前，甲方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我们说怎么做，他们就跟着怎么做。然后有一天突然给掀下来，大家全都：啊，原来是这样。所以甲方对我们就没有干扰，因为他没法干扰，他不能每次都让朱熔基总理去看，朱熔基总理已经定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而朱熔基总理定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用两个星期做出来的草模，后来还要深化，朱熔基总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别人也不敢让我们乱改，这是特别罕见的一种机遇。

我们这个项目还有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当时财政部有三个基建项目，组成了三个基建班子。我们那个基建班子，后来领导跟我都挺熟了，有一次他说他们财政部开这个基建班子会议，别人都说项目怎么怎么好，他汇报他们那个基建班子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我们花钱花得最少，第二个特点是我们这儿人手最少，第三个特点最牛，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懂基建。这就回到我一开始给你们讲的一件事，甲方懂或不懂，不一定是好事或者坏事，因为他不懂，就使得我们工作特别顺利，而他不懂，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懂，过了一定程度，他就认为他懂了。比如说，我们在定混凝土，在定幕墙的时候，他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所以他绝对不会干预你。后来开始做景观，然后做室内，这时候他们的设计欲望就开始燃烧起来了，谁都买过住房，自己做过家装，谁都去过颐和园，都知道景观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往下做，就变得特别困难，就开始有点失控了。所以有的时候，甲方不懂是一件比较好的事。

刚开始我说的跟国际上的甲方接触比较简单，就是他把任务书定的特别明确，花钱能花到多少，时间你有多少，剩下的事是你的，他不会跟你说，你别栽这个树，你栽那个树，你栽这儿，你栽那儿，你要用什么样的石头，他不会跟你说。而那时候的甲方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啊，公共建筑的室内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见到的一些高级场所，都是一些桑拿啊，歌厅啊，所以他就找了一些桑拿啊，歌厅做的特别好的，就去做那学校的室内。这时候跟你刚刚说的拿回扣的事发生关系了。我们跟甲方的利益关系远远小于厂家跟甲方的利益关系，我们拿的设计费，比如说占总造价的2%，其他的造价都是材料啊，那些供应商供应的东西。如果同样要给回扣的话，比如说给5%的回扣，我们是2%里面5%的回扣，他们是９８％里面５％的回扣，所以我们要想跟这些厂家去做竞争，我没戏。就是甲方肯定不听我的，他肯定听厂家的，因为牵扯的利益要大得多。我这只是举个例子，不是说会计学院就是这么做的。但整体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那时候做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都没有专门的设计专项，也就是说，做一个室内设计的招投标，实际上做的是工程的招投标，做工程招投标的时候，都是室内装修的公司来做设计，设计是免费的，如果你要是中了，你就去施工，这样就少了一块设计费。而那些装修公司能做出什么设计来，他也没见过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设计人员，就拉一些学校的学生啊去做，这个呢我们当然不同意，就跟他们辩论。在一个会上，甲方也在，室内设计投标方也在，我也在，我就说这样不行。但是他们不听我们，他们听那帮人的，那些人可能给的回扣要多得多，而且甲方自己觉得开始有主见了，他会觉得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那么最后，我们从景观到室内还是控制到了４０％或者５０％，大的东西控制了一下，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因为我们不拿这块的设计费，只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

最后控制办法就是这样，我们免费给做一个设计，我做完了以后按我这个做一个样板间，按照中标的做一个样板间，做完了以后，请大家来看，请领导来看，那领导一看，确实他们那个不行。接下来以后，人家还不服，从主管工程的人到厂家，他们都不服，方方面面他都会给你捣乱。但有的时候是捣乱，有的时候未必是捣乱，只是好心，比如说我们要把踢脚跟墙面做在一个平面上，比如说要把门把手做成什么样的等等，我们觉得这样好，但是人家不觉得那样好，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所以到这种地方，往往到最后你就控制不住了，比如就，人家觉得这个地方弄一个金的门把手，上面还有好多花纹，人家觉得那样特别好，最后人家就给搁上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能１００％的控制，但他们是好心，他觉得那样好看。

我们那时候做东莞的那个管委会，做完以后呢，有一天去工地上，就看每座建筑上搁了一个特别难看的避雷针，上面还有一个圆包，金光闪闪的避雷针。我就跟他说，不要这个避雷针，我们要特别简单的一根针就完了，他们不干。他们就说，为了这个避雷针，他们几乎在全中国跑了一圈，最后就觉得这个好，就买了这个。这事你也没招，他们是自己花钱，给自己盖房子，难道他们没有选择吗？

我们那个房子盖好以后，基本上我们都不敢认，不敢认的原因呢，一个是外墙的颜色，一个是玻璃的颜色，做得特别怯，特别难看。外墙那颜色呢，我们原来都定了，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是用木头做的外墙面，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那个主管领导来找我，他说不是你的设计不好，也不是我们花不起这个钱，但是我如果按你这个做，我就得被关在监狱里。因为那时候正好在搞廉政，所以政府的项目，这种楼堂馆所一概不准建，要建的话，他得用特别低的造价去做。我说好，我理解你，那我就改用涂料。再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给我们寄了工地的一张照片，拍得是工人戴的那个头盔，桔黄色的，他有一天早晨在工地上散步的时候，觉得那头盔特别好看，他说要我那外墙就用这颜色做，让我们照那颜色做效果图，那我们也不能不做。我做了以后就给他提了好多的意见，这样做会有什么什么结果，但他也没听。

还有一个就是玻璃，在中国农村大量使用的玻璃是蓝颜色的，特别怯，我们选的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他就觉得那个蓝玻璃好看，一定要用那个蓝玻璃。他把角色给置换了，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建筑师了，然后他就让厂家送蓝玻璃来，然后他就定是哪个。有一天就盖起来了，玻璃全都装上了，他一看说，玻璃颜色怎么那么重？他不是建筑师，他没有这个经验，他看的标本、样品，突然放大了，效果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人家说，没错，就是它，然后把他那个封样签了字的给他看，他一看也没话说了，他说恩，挺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建筑就完全失控了。这个建筑第一次发表特别有意思，赶上世界建筑做一个系列的中国建筑的报导，每期登一个，它要求给黑白照片，正好我没法给他看那个颜色，所以这个项目后来也发表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