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民：关于美国建筑教育的掌故

　　近日看电视，陈丹青和梁文道聊现代教育问题。说起中国教育一篇悲鸣，基本一塌糊涂。陈丹青对教育问题有较多关注，他说西方国家的教育也差不多，二战以后一路下坡，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说到美国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陈丹青认为总体情况也是越来越糟糕。美国人对此有很多反省。一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工会太强大，导致美国的学校不可能解雇任何不称职的老师，结果造成学校里师资水平不断下降。

　　在建筑界长久以来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的大学在五六十年代进入校园做老师的并不是最优秀的建筑师。那时候活多，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好学生都去开业做建筑师了，二流学生留校当老师的不少。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教授终身制，一旦混到终身教职，那就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所以这批二流学生占据了很多大学的岗位，几十年都没有变化。

　　美国的建筑教育在二战前一直是巴黎美院系统占主导地位。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开始往美国跑，给美国带来了一流的人才和思想。其中也包括像格罗皮乌斯和密斯这样的建筑精英。格罗皮乌斯被哈佛大学聘为建筑系主任，密斯去了伊利诺理工做系主任。另外还有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年轻建筑师和学者在1950年代之后移到美国。其中就包括了英国人科林·罗(Colin Rowe)和瑞士人赫斯里(Bernhard Hoesli),他们去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UT Austin)，在哪里搞教改，推广现代建筑的方法和思想。这批人后来被称作德州骑士(Texas Rangers)。当时在那里读书的一个叫亚历山大·卡拉贡(Alexander Caragonne)的学生后来写了一本书，记录了这段历史。奥斯丁分校的建筑教育改革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按照卡拉贡的调查，受到德州骑士影响的建筑师、教师和学者遍布全美主要大学，甚至发展到海外，比如后来在AA做了二十年校长的博雅尔斯基也是德州骑士的学生。我的印象是，美国大学建筑教育的转变，德州奥斯丁分校领风气之先，做了很大贡献。相比之下，哈佛这样的地方倒是有点独善其身的味道。这个感觉不知是不是准确。

　　科林·罗和赫斯里在奥斯丁搞教改，阻力那是相当之大。建筑系里壁垒分明，保守派和改革派你来我往，睚眦必报。搞到后来系里开会的时候，两派人马互不说话，由个别人缘好的老师在中间传话—这可是在一个房间里开会的时候。保守派中有一个哥们儿曾经在包豪斯留过学，按理说应该支持罗和赫斯里，但这哥们儿恰恰是反现代建筑的铁杆儿。这是卡拉贡说的。卡拉贡在他的书里还提供了很多故事情节，比如罗曾和赫斯里商量，一人把住一年级教学，一人把住三年级，这样在学生学习的关键阶段把保守派的影响排除在外。罗的观点，大家都很清楚，后来他出版了《透明性》，把他的想法说的比较清晰和系统。这个教改搞了两年多，就因为系主任Harwell Hamilton Harris的离职，遭到很大挫折。Harris基本算是现代建筑的追随者，他年轻时在纽特拉(Richard Neutra)的事务所工作，接受的是现代建筑的熏陶，对包豪斯的理念很认同。Harris支持罗和赫斯里的教改。实际上是他太太把罗引到了奥斯丁，这个故事在罗的文集《As I was saying》里有记述。Harris到奥斯丁当系主任也很偶然。他本来在加利福尼亚做开业建筑师，五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项目不是很多，就去了奥斯丁分校做建筑系主任。过了两年活儿又多起来了，他眼见着系里闹得不可开交，烦的要死，就辞职到达拉斯开了个事务所，继续当他的建筑师去了。不过Harris说他很后悔，接手建筑系的时候应该让所有原来的教师都辞职，然后再重新挑选聘用，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保守派里很不堪的家伙清除掉，也就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赫斯里先离开了美国，回到瑞士的苏黎世理工(ETH)，把这套方法也带到那里。罗又坚持了一两年，然后也离开奥斯丁。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干将走了之后，受他们影响的几个年青教师(以美国人为主)接着继续他们的改革，一直到1958年。其间有一次，学生发起签名运动，抗议对罗和赫斯里等人的不公正和保守派主导的教学体系。这个事情让校方很紧张，使用种种手段对学生施压，并试图揪出指使学生闹事的幕后黑手。他们怀疑是已经回了瑞士的赫斯里在幕后操纵学生闹事。

　　其实罗和赫斯里的想法与包豪斯的实用主义方法有很大差异。罗信奉的是更为理性的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础的美学观念。这种差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初)罗想在耶鲁学报上发表《透明性》的时候遭到了拒绝。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格罗皮乌斯非常不喜欢罗的观点。同时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奥斯丁那位留学包豪斯的哥们儿会是罗和赫斯里的死对头。

　　德州骑士里有一位美国人海杜克(John Hejduk)，关于他的故事不需我再罗嗦了。海杜克后来辗转到了纽约，在库伯联盟学院扎根。他是美国1970、80年代很多美国建筑师和学生的精神之父，著名的“纽约五”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