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完了建筑 我们还剩下什么

　　黑格尔曾经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符”。而我们生活的城市，则正是由这些音符所组合而成的美妙的乐曲。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建筑就如同旧的音乐一般，都需要接受时代的冲击。就如同这个年代流行的是流行乐而不是交响曲，这个时代的代表建筑是高楼大厦，而不是院落民居。

　　但与音乐不同的是，你可以创作无数的新音乐而不影响旧音乐的存在，因为旧音乐并不占用什么资源。旧音乐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诸如老化之类的问题。而建筑会受到风雨的侵蚀，人为的破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老去。更大的问题是，旧建筑占用着一项宝贵的资源：土地。也许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赫然出现在你眼前的不是高耸的大楼，不是繁华的商业广场，而是一片年龄比你爷爷的爷爷还要大上几十上百岁的老建筑群。这，在开发商的眼里绝对是种资源浪费。于是，在这个GDP至上的时代，对这些老建筑拆还是留，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古城的名与实

　　有时候，我很难理解一些政府的行为。比如有的城市地方政府一边希望获得“历史名城”“千年古城”之类的美名，一边却在大肆的拆毁那些古建筑，破坏古建筑这一城市历史的载体，毁坏古城之实。

　　2011年7月前后，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到宁波做“历史文化名城”回访时，看到月湖西区成为一片废墟后，一位文物局官员当场丢下狠话：宁波这样拆下去，“历史文化名城”的牌子迟早摘掉。这不是一句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造了一座城，我们却一手抹去了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面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们也许会赞叹这个城市的繁华与现代化，但绝不会想到这是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或者说，那座古城早已被后来建造的新城掩埋在了黄沙之下。

　　拆旧城造新城的事，并不是最近才发生，也不是只有地方才有，就连我们引以为傲的首都北京也面临着“破旧立新”的尴尬。袁腾飞曾说过，北京没有一点古都的样子，都是近三十年来新造的。你可以说故宫是古迹，但不能说北京是古城。关于这个问题，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早就提过，并深感惋惜。京津战役都没能毁掉的老北京，在解放后却几乎被拆了个干净，空留古都之名，却早已没有了古都的样子。

　　也许梁思成没有想到的是，他非但没能保住老北京，就连他和林徽因的故居，居然在几十年后也被“维修性拆除”了。

　　失落的城市记忆

　　前几日笔者去探访了下月湖西区，月湖盛园，郡庙街区等宁波老街区。当看到月湖西区只剩几座孤单的破旧房子矗立在一片废墟中时，还是一阵酸楚。

　　笔者三岁时搬到月湖边上的县学街，月湖西区，月湖盛园，郡庙街区都是在笔者家的周围。可以说，这些旧街区都承载了笔者的回忆。

　　小时候在天封塔边上大沙泥街和大来街之间的那片小巷内的某个幼儿园念书。虽然笔者已经记不起那个幼儿园的名字，但依然会记得母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幼小的笔者在狭窄的小巷中穿梭的情景。而如今，记忆中的小巷早已变成了富茂广场。月湖西区则是笔者小时候经常经过玩耍的地方，边上的月湖公园里的某块草坪是笔者初中时和同学踢足球的固定场地。前几日去探访时，还指着那条路对同行的朋友说：我以前每天上学都经过这儿。可惜如今，月湖西区早已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幢挂着文保建筑牌子的老屋子孤零零的立在那儿。而那些得以幸存的文保建筑，也破损严重，不难看出后期被改造过的痕迹。至于月湖盛园，刚开园的时候还带着一丝兴奋去看，看完后却大失所望。曾经幽静的冷静街变成了商业区，拓宽的巷道失去了小巷的古朴与沧桑感。在原本应是庭院深深的院落里甚至开出了KTV和夜店，而始建于唐朝的灵应庙则成一家商业味浓重，向着私家会所发展的书吧，从前的郁家巷早已不复存在。

　　笔者的失落，是童年的记忆载体突然消失，也许以后都无法再带着友人指着那些小巷街道和建筑告诉他们笔者的童年故事。也许，笔者个人的记忆载体不算什么的，但如果那是一个城市的记忆载体，那就非同小可了。不知道提起月湖盛园，还有多少人会知道那里有近代宁波第一买办杨坊故居、建于唐朝重修于民国的灵应庙、中国麻将发明者陈鱼门故居、区级文保单位盛氏花厅、浙东学派李氏宗祠，甬籍旅沪商人李坎虞房、纺织厂老板董梅生宅、民国时期邮电局局长陈炳恒宅等体现了这个城市历史的老建筑，而不是只知道那里有什么餐馆，有什么酒吧，有什么KTV…

　　建筑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是城市历史的直接体现和证据，是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实体和文化财富。我们能去罗马古城区体验古罗马的强盛，能去佛罗伦萨的老城体会文艺复兴时的文化繁荣。那是否在很多年以后，我们只能对着泛黄的照片哀叹那已不存在的老宁波和逝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