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走向区域分化的国家:美国持续性贫困的基础
一个走向区域分化的国家:美国持续性贫困的基础 One Nation, Pulling apart: the Basis of Persistent Poverty in the USA 作者: Amy K. Glasmeier 著 邱少俊 陈果 译 摘 要: 美国的贫困现象在整个20世纪持续增长。贫困曾经仅限于移民、妇女和儿童,但是到了930年代,贫困和国家的地理发展变迁产生了联系。历史上,扶贫政策强调个人在贫困问题上的道德义务,却忽略了其地理性和结构性渊源。196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试图找出贫困的根源,但采取的手段软弱无力,并因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政策不断趋于保守而宣告失败。截止至1997年,美国有超过700个县面临着经济不景气。很少有新的提议被提出以解决这个几十年来的难题。 Abstract: Poverty in America has grown persistently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ce a condition confined to immigrants, women and children, by the 1930s poverty became tied to the geographic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Historically, poverty policy has emphasized individual moral responsibility while ignoring its geographic and structural origins. A weak attempt to address the deeper origins of poverty in the 1960s imploded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80s and the slide into conservative politics. By 1997 more than 700 counties in the USA were in economic distress. Few new initiatives have been offered to resolve this decades-old problem. 关键词: 贫困;道德;地理;种族;政策;持续性 Keywords: Poverty; Morality; Geography; Race; Policy; Persistence
译者:邱少俊,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陈果,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理系。 本文是2001年美国地理学者协会年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City, 26 February to 3 March 2001)上提交的论文。原文刊于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2, (2002), pp. 155-173。作者授权本刊发表中文译本。 很多读者都知道我在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领域的工作。那正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制造时间》(Manufacturing Time)的研究核心所在。书中我以历史分析的方法,追溯了世界各地区和制造业在参与世界钟表产业的全球竞争时的命运。书中详细叙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如何尝试应付科技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压力、无法预料的事件以及坏运气。如果说这本书有寓意,那就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产业组织或文化形态对于突发事件是完全免疫的;如果说有什么首要的启示,那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种组织形态的产业最终都会变得目光短浅和不求变化。 1 学术上“分裂”(schizophrenia)的状况 由上述研究主题,即区域经济发展的惰性趋势延续下来,我今天着重讨论的是另一种持续性―美国贫困现象的空间分布。也许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开始关注贫困现象的。对于很多和我一样的地理学家而言,我们往往过着分裂的学术生活。我们有多个学术和理论研究兴趣,并常常通过探求一个来获得另一个,而我正是如此。在我训练自己成为区域经济地理学家的同时,我就对数量分析有浓厚兴趣,并以此为途径,寻求对贫困的空间分布和经济不平等的更好理解。我对世界钟表工业的研究源于我和一个朋友的一次谈话,他的家族在瑞士朱拉(Jura)拥有悠久的制表历史。他担心1980年代钟表产业所遭遇的全球化危机会破坏当地工业传统的文化基础。他想知道为什么一些地区发展得如此艰难,是否有些地区不受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潜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发现,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往往伴随着经济变化而发生的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每个地区都经历过落后的发展阶段,有的时候是一个接一个地落后,有的时候是成群地落后,这取决于它们基本的经济基础。一些地区的落后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 2 老问题:发展不平衡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及模式一直在延续。政策制定者也知道经济增长和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为了彻底根除贫困所作的各种尝试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些问题,为什么政策在减少贫困方面如此无力?这是否应当归咎于对贫困问题的错误理解?政策制定领域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否阻碍了某些必需措施的实施?是资本主义的原因么?还是某些与贫困的地域分布有关的东西,或者旨在消除贫困的有关政策反而导致了问题的加剧? 这篇论文的一部分是反思过去,并从最近的事件中获得启示,但更重要的是回顾历史,从而理解美国贫困现象的地域基础。我认为:美国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本质。空间发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动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不平衡现象是会迁移的),促成了美国贫困现象的持久性。贫困是可移动的。贫困的状态不仅仅反映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也能反映你过去和将来所处的环境,所以贫困本质上是具备地理性的。接下来我将探讨对贫困这一深入、持久的地理本质做出反应的公共政策及其历史根源。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并接受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内涵及其根源,否则根除贫困将寸步难行。 3 贫困与政党政策无关 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研究兴趣呢?原因之一是最近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令我陷入焦虑。在重新统计佛罗里达州选票的要求被最高法院驳回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对朋友说,我担心这个悬而未决的结果将会成为美国穷人的灾难。公众新闻媒体连续几个星期连篇累牍地报道选举结果的后续反应。人们关注的焦点涉及众多方面,包括布什的上台会对最高法院的任命、国防部开销以及环境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我曾经在华盛顿工作过8年,和联邦机构打过交道,也担任过争取联邦政府开发扶持的社团代表。因此我认为,政策的改变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倒退,因为这个国家再次远离了对穷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美国的很多地方来说,政策的改变意味着它们将陷入黑暗,回到被嘲笑和否定的时代。 毫无疑问,这种剧本在很久之前就写定了。这次的总统选举决不会为美国的穷人创造一个独特的途径或者带来全新的实际内容。实际上,就算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也无法保证穷人的问题得到认真考虑。有些人会说,没有哪个政党的政策是为穷人服务的。无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穷人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别忘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既发生了社会福利改革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福利制度的终结。尽管过去100年来,穷人们在民主党的执政下过得更好些,但是不要被这个表象蒙蔽。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同情过那些生活窘迫的人、那些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人和那些本身没有错却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点的人。 重要的是,所谓“错误的地点”通常由地理学来界定,并且和地理学有解不开的联系。在我们这样一个流动的社会里,空间相互作用、距离衰减、引力和集聚――这些我们所熟知并信手拈来的概念,时常被我们用来解释贫困现象或为贫困的存在自圆其说,甚至造成我们对持续贫困的忽视。难道地理学家助长了贫困的持续吗?在一些案例中,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在人们对增长极(growth pole)与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政策狂热支持的年代。确切的说,在那个年代,空间理论被运用于粉饰和支持对特定地区的集中投资,而对邻近的贫困地区人们真正的需求未能予以足够重视。事后可以看到,这使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们栽在未经验证的理论面前。总之,我认为在制定清晰明确的关于贫困问题的政策方面,我们(地理学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比起渴望在美国不平等问题上对舆论有所贡献,地理学家更执着于争取地理学科在学术界内部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有例子证明,我们的思想和洞察力常常被其它学科思想控制,在风向变化时,只有我们仍然坚持这些曾经“公认的理论”(proverbial bag)。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受到指责,却没有收获。 4 地理学家内心是行动主义者吗? 刚才提到的都是过去的状况。时至今日,在诸如发展不平衡、全球化、社会排斥等问题上,我相信地理学家不仅希望参与,也想要领导公众舆论。我们有自己的工具,可以分析这些问题并做出有用的评论。在此前提下,我们还有必要留心一些前车之鉴,即我们在参与关于这个国家最紧迫的问题(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公众讨论时,需要准备些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跳出被意识形态所限制的理论框架,认识到发展不平衡对人们的深刻影响。这并不是号召大家摒弃理论,而是恳求大家在理论研究的假设中强调内容和涵义。政策制定者很少听从我们关于研究数据和模型缺陷的告诫。他们通常只想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答案,尤其是当他们正公布某一项政策并努力寻找冠冕堂皇的学术理论来支持其政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责任在研究成果中做出声明:由于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我们的理论预测即便再好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可能会与实际不符,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危害。 如果我们参与政治争论并将我们的见解带入争论,我们能保持中立么?我想这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内幕了解得更加透彻。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现有的、几乎没有用过的数据,设计出替代情景。我们还可以构建出替代模型,考虑进那些我们经常遗漏的因子。这些工作毫无疑问是繁杂的。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机会能够进行复杂的分析,尤其是可利用的数据量和我们自己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都在增长。空间距离和尺度曾经是限制因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限制也都消失了。当对研究感到困惑时,我们应当开展定性调查并在公共领域支持这样的调查结果。从事定量分析的我们时常无法在自己的工作中融入多元的方法,或者引用他人的定性研究成果。我们应当更加包容,尤其是当我们试图影响政策的时候。承认数学分析的局限性,便是走向包容的第一步。 为了说明贫困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问题,而且长期以来贫困政策脱离、并且忽视了贫困的空间涵义,我将回顾美国国家贫困政策的形成。首先回顾这些政策试图要解决的普遍问题,之后我会探究这些政策的空间内涵。由于美国贫困政策经历过多次波动,其中一些波动比其它的更为显著,我将主要回顾二战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发展不平衡现象(当然那时还没有用这个名词来表述)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即便当时的政治阻碍了相关政策的形成。首先,我会分析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对历史的了解。在回顾1960-1997年期间经济衰退(economic distress)现象的空间分布之后,我将讨论贫困与美国之间的联系,由此探讨这样的问题:是哪些决策失误,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持续性的经济衰退。在结论部分,我将针对未来的地区研究提些建议,帮助那些对空间经济分布现象感兴趣的地理学家更有效地完成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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