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村庄经济史：两种玩法，一个困境

　　大芬村

　　大芬素描

　　在深圳龙岗区布吉镇深惠路和布沙路的交会点，大芬村静卧在冬日的暖阳中。“艺术与市场对接、才华和财富转换”，―――树立在村门口的特大招牌广告格外醒目。齐整的房屋、整洁的街道，乍一看它与其他富裕起来的村落没太大区别，但在它的上空却漂浮着一股好闻的油彩味儿，从远至近，由淡转浓。

　　这个占地面积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现有村籍人口不过300多人，外来人口却达4万多，其中云集着8000多名画工、画师和画商，驻扎了800多家画廊和数不清的油画作坊，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如今，大芬村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油画第一村”。

　　创富模式

　　画商自发云集，油画直面对接市场，临摹出口起家；政府有力疏导，产业雏形构成；村民靠租金获得高品质生活；在未来将依靠原创与临摹、出口和内销“两条腿”走路。

　　宋庄画家村

　　宋庄艺术家群落始于1994年。在艺术创作上，宋庄的画家强调的更多的是个人的独创，画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策展或拍卖进入市场。随着宋庄的文化创意产业日益繁荣，当地政府意识到这种文化创业所能带来的聚合效应，大力护航发展。比如村委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收入并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造村容村貌、艺术家住房、举办艺术交流会等。而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让艺术家们的作品找到了市场，还带动了餐饮和旅游。现在，宋庄艺术家构成由过去单纯的架上画家、艺术评论家开始延伸到雕塑家、摄影家、行为艺术家、观念艺术家、独立制片人、音乐人和自由作家等，完成业态升级，正逐渐地由纯粹的画家村向创意园区转变。

　　油画第一村：凡高制造链

　　商人探路

　　对黄江来说，当初选择大芬村或许更多是出于商机，但对大芬村而言，这个商机却为村庄开辟了一条未来生路。

　　1989年，香港行画（世界名画临摹本）商人黄江来到大芬村。“晴天一头灰，雨天一身泥”，这是大芬村给他留下的最初始记忆。1986年，祖籍广东的黄江进入大陆寻找行画商机，一江之隔的深圳成为首选地，他将自己的画工作坊开在了租金便宜的罗湖区黄贝岭。随着黄贝岭片区的繁荣，租金压力迫使精明的商人不得不转移“根据地”，到租金低廉的周边区域压缩成本。商业转战中，黄江领着手下25名十六七岁的画工在大芬村租下了一栋250平方米的民房。这里每月租金一千多元，远远低于黄贝岭。于是，他决定扎根大芬，未曾想竟成了将油画带进大芬村的第一人。

　　七八个人站成一排，有人画蓝天，有人画绿水，有人画白云，有人画黄色房子，有人勾轮廓，有人填色，在一件宽阔的工作室里，有时还能见到数十号人手握画笔、画刀就着音乐齐齐挥彩舞墨的壮观场面，即便是在夜晚，画室里也能看到满身油彩的画工们忙碌的身影……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末期，是黄江行画生意的鼎盛时期，黄江当时是沃尔玛美国1700多家超市的油画供应商，能收到国外装饰公司一张5.5万幅景物、人物订单，每张画价格三四十元，那些年里几乎每笔生意都是数百万元的大单。

　　而在黄江的带动下，大芬村开始出现了其他的行画经销商，他们大多是早年追随黄江的画工学徒，当“翅膀长硬”后纷纷自立门户。现在生意规模超过师傅的集艺源画廊老板吴瑞球，就是1989年黄江招进大芬村的第一批画工，1992年时办起了行画培训班和工厂，最初没有客户资源，靠给师傅黄江代加工，后来逐渐打开出口市场真正独立出师。当然，这些后起之秀还有很多黄江的徒弟，比如每年公司收入几千万元的林正禄、宦忠平等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也有后来从全国各地赶来大芬淘金的画工画商。大芬都没有让他们失望。

　　政府顺水推舟

　　大芬村不少人爱用“一夜成名”来形容这个小村。他们说，让大芬这个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是深圳首届文博会。

　　从1989年到1998年，里面热火朝天外面不动声色的大芬村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1998年后，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化制作被深圳及外地媒体广泛报道，大芬村和它的油画产业才开始作为出沙的金子被相关上级领导重视，一系列的扶植政策便接踵而来，有意将大芬打造成龙岗区、深圳市甚至是中国的一张特色文化产业名片。

　　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是大芬村从一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见证者，这些年里政府对大芬的重要举措他都了然于心。比如2001年布吉镇成立“大芬村环境改造领导小组”，镇长亲自挂帅，斥资1000万元，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大芬村开展了“清拆行动”，破墙开店为发展油画产业“铺路架桥”，一栋栋外墙画满五彩斑斓油画的楼房拔地而起，宽阔的水泥路连到各家门口，电线、电话、电视三“电”全通；东南大学规划专家作出的油画村长期规划报告出炉，具油画交易、休闲旅游、培训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村”成为大芬的发展目标；龙岗政府为大芬油画牵线搭桥，2002年广交会上开始出现大芬画商奔忙的身影……

　　尤其是2004年，大芬油画村正式挂牌成为首届文博会分会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李长春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视察了大芬村，对其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仅在文博会第一天，大芬村就接待省部级领导、机关单位几十批。

　　大芬油画村一夜成名。

　　聚集效应显现

　　大芬村将个人创作变成流水线式的集体创作，把艺术创作变成生产加工。从油画、画框的生产，到油画原料、画框木材的供应，再到成品的托运形成清晰的产业链，这也成为大芬村的“生命链”。

　　在上世纪末期，大芬村里的为数不多的画廊是由黄江及其徒弟经营，每笔订单都能让他们赶得热火朝天。直到1990年代末期，“大芬村油画可以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据黄江回忆说，站在村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其他地方赶来大芬的油画人。

　　艺海油画董事长贺克就是那批“大芬潮”中的一个，当时他从湖北荆州老家来到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艺术设计，无意中通过报纸了解了大芬村，便辞职来到此搞油画创作并创办了自己的画廊。十个画工、二十个员工，一间画室、一栋画廊，借力于大芬的聚集摇篮，贺克的油画事业如今发展到了近百人的规模。

　　受益于这种聚集效应，大芬打响了名气。据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美国市场上流行的油画行画70%来自中国，其中80%又产自深圳，大芬成为世界三大油画出口基地之一。据范育新透露，这里每年售出的油画行画多达600万张，每年出口创汇3000多万港元。

　　这些丰硕的经济果实不仅让油画商们尝到了甜头，改革开放前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的大芬村的村民们，如今也过起了大盖出租房忙着收租的悠闲生活。

　　油画街22号的名流肖像苑是职业画家培训中心主任牧笛经营的一间画廊，从1999年进入大芬村以来他的生意在村里一直不错，约20平米的一楼店面里摆满了古往今来的各类名人肖像复制品。“2001年时，我这个店面的租金还是1000多元，这几年房租一直在涨，现在已经到了每月三四千元。”他指着村里成片的居民楼说，这里都是大芬村原住民的房子，全部放租给画商和画工们，一栋五六层高的民房每月至少能收租两万元，有的人甚至拥有几栋出租房，大芬村籍人口不仅能以租金养家，还可购买高档住宅，享受高品质生活。

　　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现居住在村里的油画人的证实。以前大芬村的房东们愿意把房子“租给发廊，也不租给画廊”的情景让贺克记忆犹新。当初原住民们嫌弃握着画笔的画家穷，付不起房租，宁愿把房子租给发廊。后来，随着大芬油画村名气的日益崛起，村里的画廊越来越多，画商们手头订单不断，原住民看到“画廊终比发廊强”，乐意把房子租给画家，月收入也堪比深圳金领。与2004年第一届文博会作为分会场时比，大芬社区的房租普遍上涨了20%-30%，甚至连带附近的商品房价格也水涨船高。

　　而今，芬村的油画产业不但上下游产业链完善，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地产、旅游业发展。据了解，每天大芬村要接待上万名游客和顾客，为了把核心地段更好地利用起来，大芬人在社区的一个角落里盖起了新村，大部分居民都搬了过去，原有的房屋用来出租。

　　小洲村

　　小洲村素描

　　午后的暖阳洒落在小洲村街道上。这座还没有被现代化的洪流完全淹没的岭南古村落，早在15年前就吸引了不少自由艺术家入驻，目前已经有五十余个艺术工作室，艺术从业人员达近300人。

　　而身处素有广州南肺之称的万亩果园当中，民风淳朴的小洲村成为城里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创富模式

　　文化艺术自然生长，成为自由艺术家钟情的好地方；小洲村的生态果园仍处于村经济联社独挑重担的状态，期待社会资本的介入。

　　岭南古寨困境：成也生态，败也生态？

　　“天然”的艺术工作室

　　民居沿河而建，居民枕河而居。在这座被成为最具岭南特色的古村寨里，艺术，如小洲村的小桥流水、猫猫狗狗般，恣意而自然生长。

　　“美院的联考已经结束了，学生也要回家了。”郑老师上个月刚送走一批前来学画的学生，终于有空继续拾掇自己的工作室。见到贸然来访的记者，他放下手中的工具，在凌乱的颜料和作品堆里和记者闲聊了起来。

　　2004年，郑老师刚从广州美院毕业便入驻小洲村，开始他自由艺术家的生涯。经过三次腾换，他和朋友合伙的工作室终于在小洲村西江九巷12号安定了下来。这是一座三层高的毛坯小楼，经过郑老师的设计，一二两层为画室，接待学画的学生用；三层为自己的工作间；梯间经过他的布置，成了他和朋友的“作品走廊”。而与郑老师这样“隐居”于小洲村各个角落的自由艺术家工作室至少有五六十家。按郑老师的说法，算上更广泛的艺术行当，数量远不止于此。

　　在郑老师眼里，小洲村地处城市边缘，当地淳朴的乡村生活与石屎森林的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艺术家们在两种生活状态的碰撞中寻找创作灵感。小洲村更像艺术家们自由结合自由生长的部落，郑老师强调，“不像大芬村市场驱动的那种流水线作业，我们的作品都是原创的、随性的。”

　　但这份自由的生活状态却只能让郑老师的生活勉勉强强过得去，接一些室内设计的活成为他生活的主要来源，另外还给美术高考生授课。说到这里，一女孩子敲了敲门说：“我来报个班。”每年一拨参加美术院校招考的学子总会在10月份之后陆续进村恶补画技，同时也带旺了村里短租房市场。

　　而更多的生活于城市的上班年轻族，也会在周末驱车前来工作室上课学画。“这些爱好者把来村里学画当成一种休闲的方式。”郑老师说。

　　成败“生态经济”

　　纯净的自然生态为小洲村带来了慕名而来的造访者，也为小洲村赢得了“国家生态示范村”的官方认可。但类似其他村镇的财富集聚效应却并没在这里发生。

　　让小洲村的名字广为周边市民所熟知的，不仅仅是自由艺术家的入驻，还有数以万亩计的生态果园。

　　经济联社杨书记介绍说，小洲村村民世代以种果为生，自撤村为区以来，原村里生产队改为小洲村经济联合社，下属16个经济社，村里的果园等农地经过责任审批“分地到户”，有的农户外出打工不想种植水果，而即使独门独户地种植，也满足不了生存致富的需求。而在政府保护“南肺”的号召下，农户的果林通过经济联社“反租”的形式，整合起来统一管理种植，开发生态园拓展休闲旅游资源，这样农户还可以额外得到一笔租金。在此背景下，瀛洲生态园诞生。这看似是平衡环保的社会效益与农户经济效益的最优选择。

　　但事实并不尽然。据小洲村经济联社负责人介绍，按照规划，瀛洲生态园未来将有2000亩果园由联社反租，按照联社向村民支付的5000元/年/亩的租金水平，这笔近千万的租金如果全从果园的种植和旅游开发中获取并不现实。这也是导致瀛洲生态园目前仍只是不到200亩经营规模的原因。而村民人均半亩地的现实使得每人仅能获得2500元/年的租金收入。

　　为扩大生态园的经济效益，联社开始向游客收门票。据联社负责人介绍说，客流量主要来自学校、单位的集体参观，而周边生态公园近两年也多了起来，一些还是免费开放，这都为瀛洲生态园的经营带来压力。

　　简健伟之前是瀛洲生态公园旅游开发部的经理，现在他已不在生态公园任职。简家“也有几分地的果园”，但和更多村民的果园地那样，没有反租给经济联社搞生态果园，自己种了点小洲村特色龙眼和杨桃等水果。

　　据小洲经济联社负责人介绍，小洲村人均收入水平与广州其他各区县比起来仍有不小的一段距离。

　　试水新文化造镇

　　小洲村的网站是由一批刚刚毕业的美院大学生创办的，他们也因策划了2008年9月首届小洲村青年艺术节而在小洲村小有名气。

　　2008年，刚从美院油画系毕业的陈乾正式“落户”小洲村。事实上，陈乾在大二的时候就在小洲村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去年一次与同学的闲聊中，聊出创办艺术展的计划。

　　“刚开始还不知道联系场地要找谁！”一开始陈乾找到村经济联社，得到的答复是村里小礼堂要收租金。

　　后来他们找到了村委莫书记，经过一番协商，“他们也觉得画展能提升村里的名气。”经济联社终于同意免费腾出小礼堂来办画展。

　　聊到这里，作为展览艺术总监的陈乾兴致高了起来。村里的各个工作室也在紧张布展，准备在展期免费开放，与礼堂主展馆形成“联动效应”，而其他地区的艺术家也前来捧场，就连在法国进修的自由艺术家也专程赶回来布置了主题为“家的四次方”展厅……开展那天，来自大学城及市区的近2000名游客、各路媒体蜂拥而至。而这一阵势也仿佛让经济联社看懂了什么，和陈乾敲定了“艺术展一年办一次”的方案。

　　事实上，早于展览3个月前，村里成立村级文联组织，经济联社以组织的名义将艺术家联合起来，一起擦亮小洲文化产业这张名片。

　　经过这一次的展览，陈乾对小洲村愈发依赖和喜欢了。“这儿的人太淳朴了，我们也能和村里的人和谐相处，还带旺了他们的士多、餐饮店和房屋出租。”不过，陈乾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很多出租房的房东并非小洲村民。村民简健伟告诉记者，由于本村村民大多不宽裕，房子多是村外的人来这儿买地盖起来再出租的。

　　另一个周庄路在何方？

　　“不是吹的，小洲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周庄！”离任的上届广州市人大代表李亭亭对小洲村并不陌生。她告诉记者，小洲村少有现代化雕琢的痕迹，近年来河涌污染整治了，老旧祠堂修缮了，而今艺术家扎堆了，展览办起来了，“搞起来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点！”

　　“资金投入不足还是一个问题。”对于生态果园，李亭亭认为这不仅是生态林，也是经济林。只有两者融合，保护南肺的目标以及农户的创收才能达到平衡。只是目前缺乏资金的投入，使得土地流转新政的应用进程受阻，而农业科技的传播和应用也同样止步不前，从而导致农户增收变缓。

　　李亭亭介绍说，为了创收但又碍于没有农业科技的渗入，不少农户改种其他品种的水果，原来小洲村一带驰名的杨桃、番石榴等土特产，已经快尝不到那股特有的香甜了。

　　在去年初广州市人大海珠区的分组讨论中，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张南宁便建议广州调整万亩果园的保护政策，可提前拿出10%土地发展集体经济。张南宁对媒体表示，小洲村的不少村民开始转变为城市居民，但是赖以生存的仍然是人均那点果林，由于果树连年减产失收，身份转变的果农们经济收入仍然偏低，加上现在要交社保、医保，给经济联社也带来了巨大压力。

　　“要是政府能把成片果林征下来，成立专业的公司来管理就好了。”小洲村杨书记表示，“只需要给村里留下一点经济用地就行。”

　　“分时度假”：农家乐新玩法

　　农家乐也要“联众”

　　三四年前，杭州郊区乡镇特别是靠近旅游景区的农家乐很火。但余学兵敏锐地看到其问题所在：农户的破旧房屋不符合城里人的口味，且服务质量也得不到保障。

　　这让余学兵看到机会：不如在农民的宅基地上盖新楼给城里人来度假。当时，临安市西天目乡九思村村书记汪苗华正苦于农户致富无门。两者一拍即合。于是，余学兵的联众休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开始转型，做起了“农家乐”。

　　不过，余学兵还是有所顾虑，因为农民的宅基地是不可以买卖的，也即是说，他将面临的难题在于宅基地产权仍属于农户的情况下，公司和未来入住的城里客人都不能拥有房子的产权。

　　所以，余学兵从一开始就只字不提宅基地产权的问题。他与农户挨家挨户地谈，由联众出资给农户盖一座四层高的小楼，农户可以住在一楼开个小餐馆，但二楼以上的房间20-30年使用权则由农户出租给联众。当然，联众是不掏租金的了，就从给农户盖新楼的钱里面抵扣掉。

　　而农户不仅经营餐馆，还是这座新盖小公寓的“物业管理者”，每个月联众将给到农户500到600元不等的“管理费”。

　　对于农户来说，破旧失修的土屋变成白砖黑瓦的小公寓，每年还有近6000元的额外净收入，到时候城里人来度假，经营餐馆和卖点土特产还能再赚点钱，这对于瞅着邻里大搞农家乐而囿于自己“手头困难”的农户来说，是一桩不错的交易。

　　2005年6月，汪书记带头拆了自己的房子，与联众休闲签订了新建农家公寓共同开发农家乐的合同，随后8家农户与之也签订了合同。

　　搭上VC大船

　　余学兵认为联合经营的好处还在于，“专业休闲度假公司”的身份在城里亮相，有规范的合同和专业的营销队伍，城里人体验农家乐会更加方便和放心。

　　项目一开始，联众就以5万至10万不等的价格把每间房的30年使用权卖给城里来度假的客户。如果客户自住，每年交给联众600元左右的管理费；而如果客户将房间交给联众经营出租，联众将基于不同售价每年给客户8%-10%的回报。站在客户的角度来算，基本10来年就能回本，而剩下的使用年限就可成为客户的“净回报”。但这种类似于产权酒店的产品还不免让城里客户心生疑虑。为此，联众向客户承诺，农户担保、律师见证、合同约束。在销售初期房间售价从初定的7万均价压低到5万。如果合同签订完成，客户还能成为该村的荣誉村民。

　　当时一期工程近4000余人的参观客流量让余学兵的心稳了起来。事实上，当时现金不足的余学兵是靠着项目销售的定金收入再回到村里为签约农户盖房子的。近一年时间，8座白墙黑瓦的联众度假小公寓建成。

　　联众带动村里农户共同增收的模式也深得当地政府的推崇，为了吸引更多客流量，当地政府与联众和村集体一道，将饮水工程、康庄工程等基础设施更好地完善。现在联众每“进军”一个村落，都是先与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协商谈判，尽可能将整个村一口吞下。据余介绍，目前在杭州周边8个村落，尤其在天目山、莫干山、千岛湖等景区周围的村落，都有联众度假小公寓。城里“业主”也达到2000余位。

　　联众模式让少有涉足农家乐的投资机构找到可以介入的理由。2008年8月，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杭州市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共1800万元人民币投向联众，借着这笔投资，余学兵欲将联众模式移植到到江苏、福建、四川等地。

　　“分时度假”新计划

　　但联众的模式并非没有遇到挑战。近期土地政策有了“松绑”迹象，使得联众模式的可复制性被放大。在赛伯乐的引导下，他开始尝试一种叫“分时度假”的新计划。

　　根据余学兵自己的统计，多数客户的客房仍是自住且自住的时间不多，客房很多时候都是空置，这对客户以及当地农户来说，都不是理想的状态。余学兵正是想凭借分时度假的概念，提高客房的入住率，为农户收入增长带来保证，而另一方面，如果客户广泛接受这一概念，其客房委托经营的回报率也能上去。

　　按照余学兵的规划，未来联众将遍布全国各地的联众度假小公寓整合起来，以呼叫中心等电子信息配套设施，实现客户即会员的“客房置换”服务。

　　在赛伯乐投资联众之前，就通过过桥贷款借给联众休闲10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一家乡村风景区的酒店。赛伯乐蓝师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把联众休闲打造成乡村版的“如家”。今后公司还将继续收购乡村景区酒店，而联众原来建设的度假公寓也可以在会员之间实行交换度假。为了更好推广分时度假的概念，余学兵与浙商银行合作发行银行度假卡。“比方说会员在卡内缴纳1万人民币，就可享受10年有限次联众度假公寓或合作酒店的住宿，如果会员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就将剩余的金额返还给用户。”余学兵介绍说，有了银行的“隐形担保”，度假卡的推广就方便得多了。

　　余学兵接受采访时正奔往下一个项目的路上。

　　丽江束河镇

　　丽江古城有两个古镇，一个叫“大研”，一个叫“束河”，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束河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一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对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和新区配套建设统一规划，整体运作；二是企业投资，将古镇基础设施一步到位进行重新建设；三是兼顾原住村民的利益，引导村民自己发展；四是组织旅游合作社，带动圈外居民和贫困者在旅游发展中得利。组织旅游合作社按照股份制和协会的方式把圈外的和收入较少的村民组织起来，让多数人得益，有利于社区旅游秩序的管理。

　　联众素描

　　2005年8月，联众农业投资集团在杭州西天目乡九思村开发出售农家乐公寓。“联众”在九思村进行投资，把原先30余户农民房改建成四层新楼房。当地农民可根据需要免费入住一层新房，开农家乐餐馆或自用；余下房间则以使用权转让的形式“出租”给联众，吸引城里购房者。

　　在九思村，村民们不仅每户每月得到联众付给的五六百元“物业管理费”，在自家开餐馆每年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而村里的环境也随之改善，路变宽了、湖水变清澈了、饮水工程解决了……

　　创富模式

　　目前乡村旅游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散”，农家乐都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团体力量。联众通过为农户盖新楼获得房子20-30年的使用权，进而以将使用权销售给客户的方式，将杭州周边8个村落多数农户收于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