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宁：文化竞争与中心转移

2011年6月26日，“超有机—CAFAM泛主题展2011”学术论坛第二场学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热烈开场。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主持，请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专任教授兼所长夏铸九、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慕尼黑城市设计国际公司创始人闻浩南(Roland Winkler)，同济大学副教授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助理李翔宁，出席了论坛。

下为李翔宁演讲实录：

李翔宁在演讲

我在上海教书，也研究上海的城市体，城市文化。因此我演讲的主题叫做“文化竞争与中心转移”，在演讲其中引用了一些我夫人做博士论文所搜集的材料，当然这也是我们一起讨论的结果，叫做“上海的空间与政治”。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整个20世纪上海城市的发展，可以看到，上海实际上是一个城市中心处在不断变迁状态下的地方。任何一个新的政治权力控制上海后，都倾向于废弃原来的城市中心，开辟一个新的城市中心。通过城市中心空间转移的过程，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其背后社会权力的变化，这种状态在人类学中有一个词叫做“文化竞争[Culture Competition]”，用来描述哪一种文化占主导的问题。任何一种权力，在城市当中具有政治上的主导性以后，它就必须通过空间或者现成的环境来体现这种主导性。

19世纪上海还是一个华人居住的社区，包括最早的华人社区、租界；国民党时期建立了新的城市中心；在这中间还有短暂的日本人统治上海的时期，那时曾经想把外滩作为他们的新的统治中心；解放以后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现在则重新转移到以外滩和陆家嘴为代表的经济中心。

这是一张老上海的简图，可以看到，19世纪的时候，右下角有一个非常小的椭圆的部分，这个地方就是老的华界中心；这里是黄埔江、苏州河，这是外来文化的中心。实际上，国民党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盛行的30年代，意识到租界的长期统治会影响上海的文化氛围，因此决定放弃老的华界和外滩的租界，重新建立起一个大上海，以前苏联专家为顾问开始新的建设计划。这是老的明代上海的县城，大家很难想象上海曾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城市，上海的城墙是老百姓为防海上倭寇而自发捐款建造的，用来保护整个城市，在19世纪中叶城墙被拆掉之前，这里一直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礼治社会的状态。这是标志性的建筑，像城隍庙、大学、图书馆等等这些公共机构。当时非常著名的就是豫园，这是城隍庙前市民的活动，把城隍像抬出来在老上海城区游街是很重要的节日活动。我想老上海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部分我就简单梳理一下。

在19世纪，中国政府战败给英法联军以后，上海被迫开埠，这导致了城市空间的急速变化，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向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社会。我看到过日本的一篇博士论文，讨论日本20世纪初现代性的问题，文中提到上海在20世纪初作为中国通向西方的窗口，很多人在决定到西方读书留学之前，会花一些钱到上海先看一下，体验一下西方社会到底是怎样的，通过这样的体验再决定是不是去西方学习。在当时来说，外国人眼中上海是一个非常中国化且带有已过情调的城市，但是反过来在亚洲人和中国人眼里，上海一直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完全是作为另外一个极端的存在。这是外滩重要的建筑，外滩大约在差不多二三十年的建设中急速成长，1940年代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为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外滩了，比如这是第二代的海关——最早的海关是中国式的小院落的，这是典型的英国式的海关，这是第三代的海关，这些图片我就比较快的给大家浏览一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当时上海有一个沙逊大厦，要在它左边建一个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设计方案是中国建筑师提出的，计划的建筑层高是34层，结果最后完工的中国银行只有17层，因为沙逊大厦的业主将中国银行业主告上法庭，在伦敦审判，中国银行输了官司，因为后起的建筑层高不能超过先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关系，为了强调民族性和中国文化，依然在中国银行顶上做了非常传统式的大屋顶，这与30年代国民党的“大上海计划[Great Shanghai]”相吻合的一点就是：确立市中心国民性的象征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当时外滩的很多活动，比如1890年英国王子来访的时候一些重要的庆典。这是当时外滩的一个欧战纪念碑，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标志物体现。

我去年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人在建筑中相遇”的建筑主题展，我们也选了上海的一些公共建筑案例作为研究。这是非常有名的上海大世界，不同阶层的人在这里相遇，这与古罗马浴场的社会功能十分相似，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吃饭，可以进行交流，不同层次的人——从达官贵人到社会底层——只要有一点点钱就可以享受洗浴的乐趣，可以吃饭。大上海的对应版本也是一个俗文化的代表，就是大世界，在80年代上海有一句俗语：“没有到过大世界就没到过大上海”，它上海世俗生活的写照。大家知道外滩有一个堤岸，叫做情人桥，当时上海既没有公共空间，也没有私人空间，情人们谈恋爱，接吻、拥抱这些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外滩的情人桥经常密密麻麻排着无数对的情人在一起拥抱、接吻，在这种被挤压的状态中达到排他性的存在，私密性在公共空间中非常奇特地变形了。这时的上海开始出现了从西方式的公园，跟中国传统的私家园林不一样，公园有更大的公共性，是为城市而用的公共空间。从这张照片里面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公共花园里面，中国人穿着中式衣服坐在那里很奇怪，让这张照片具有非常奇妙的荒谬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这里体现的非常特别。

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他者的好奇。我们会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而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也非常着迷。这张照片是哈同的花园，这是英国商人造的私家园林，而这张是中国人张元的花园，这两张图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竞争，当中既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占，也有两种文化彼此好奇，互相借用、挪用的体现，这种关系非常微妙，从当时上海文化杂交过程中就可见一斑。

接下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国民党要建立的“大上海计划”，其目的就是为了抗争前面三十到四十年历史中西方文化在上海造成的巨大烙印，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大上海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抛弃原来老的传统而封建的华界中心，以一个新的、民主的、同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中心取而代之，他们实际上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悖论。

这是现在的五角场，在离同济大学不太远的地方，当时决定放弃原来老的城市的中心，到很边缘的地方造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在建立这个新的中心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谬的东西，他们就面临着一个悖论：他们想展现的是现代的，同时又是中国的。这就很难办到，我想到的同样的例子是孙中山为国民革命在美国募捐，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他要表现出自己的中国身份，又要在全世界争取支持让他们募捐，但是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必须是长辫子，他们会觉得你剪了头发就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悖论同样反映在大上海的规划中。这是一个中心区域，中国的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和西方化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的民族性又与西方文化有矛盾之处，结果最后采取的非常荒谬的解决的办法是：整个建筑采用了西方教堂里拉丁十字的形式，反映了当时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之处。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设想，这是大上海的中央行政中心、市政府、体育馆、图书馆都在这个核心区域，在中间安置一个古塔。这样的想法同样反映在当时很多伟大城市的规划当中，比如华盛顿的规划是一个民主社会，表现三权分立，但最终通过集权式或法国古典主义式的轴线来体现它的历史，可以看到，尤其是在权力交替和一个社会制度更替的情况下，建筑和城市所表现的面貌和背后的复杂竞争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大上海计划里面大概有七八个主要的建筑，在建筑形式上极力强调中国的样式，这是当时的市政府，建成之后在前面做了一个集体婚礼，这是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体育场举行。

很多伟大政治家也有做建筑师的欲望，这张草图是希特勒画的，希特勒画画很好，这张草图最终通过建筑成形来实现了他的梦想。同一时期的案例，无论华盛顿，还是英国人对新德里所做的殖民主义规划，怎么样通过城市结构和大的轴线设计来体现某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占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期也很想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上海有过老的华界中心、西方的租界中心、以及国民党规划中的新的五角场，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中心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日本人也希望有自己的统治中心，他们把目标选在了外滩，这里之前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地盘，他们做了规划，要把外滩重新拆掉，重新造他们自己的。日本人组织了国际竞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得了二等奖，他的规划师把外滩拆掉以后造一个轴线，在这里造一个像金字塔形的东西，很多西方的学者分析，他是模仿了为联合国设计的方案。日本人在抗战期间的计划是把上海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统治基地，相当于联合国在亚洲的对立体，这个日本建筑师的方案的选中与当时的政治诉求是不谋而合的。

我刚才忘了一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做大上海计划的时候，比如同济大学旁边的路名就像藏头诗一样，把这些路名的首字连在一起，就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些命名同样也是政治权力的反映。当然解放以后上海路名全部换掉了，像四川路、重庆路等等，这又体现了另外一种政治抱负。

到1949年之后，上海就进入到新的城市规划进程中，新的中心就选在人民广场一带，此前的人民广场实际上是租界的跑马场，由于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理划分，他们要扩张的时候只能沿着这个方向扩张，租界快速地扩张，跑马场不断向西迁移，经历了三个阶段，人民广场便成为第三个跑马场。这是40年代上海的鸟瞰图，之有不多的几座高楼，人民广场是最大空白，在人民广场边上的国际饭店一带实际上是测量出来的全上海的几何地理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这个城市以后，放弃了以前的华界中心、租界中心、国民党和日本人选定的中心，回到几何中心，回到这个中心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共产党此时是整个上海真正的统治者。

这是50年代苏联专家做的上海规划，可以看到上海新的中心，老的城隍庙椭圆的道路还在，可以看到五角场的十字架。建国三四十年间，人民广场作为国庆检阅、进行市民活动的地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到了90年代，政治不再是城市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经济则取而代之，把博物馆建在这个中心，作为市民休闲文化的广场。城市发展的中心则转到外滩和陆家嘴。外滩主要功能是银行业聚集区，90年代以后市政府从外滩搬出来，这里重新变成一个新的CBD，和陆家嘴构成跨越浦江两岸的经济发展中心。在当代，一个城市中心主导的景观一定是银行的办公楼，取代了此前的教堂建筑，金融如今成为城市主导的力量。经济超越了宗教，或者已经变成超越宗教的一种新的宗教。在上海还有一个建筑非常好体现了这个变化，上海茂名路有一个东正教的教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抄家物资仓库，是被完全封闭起来的一个黑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变成股票交易市场，在90年代中期它又变成了一个主题餐厅。可以看到从宗教到政治、到经济再到消费，这个建筑非常好地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历史，见证了整个城市史重心不断的转移，从宗教、政治、再到经济，再到消费。普京来访上海的时候提出，这个建筑代表着俄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变成餐厅不太合适，因此它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展览俄罗斯艺术的展览馆。

另外，思考上海城市文化的时候，有一个迫切的命题：到底什么能够代表上海的文化？关于这个命题还曾经生发了一个很重要的讨论：上海的外滩是不是应该去联合国申遗？上海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不同的历史都有不同的中心，以平面的方式展开。但是在今天我们确立上海文化形象的时候，会刻意选择某一段时间，即二三十年代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在西方人眼中上海是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地方，一方面它是繁华的，但上海这个词英语里面还有“被绑架到船上做水手，做苦力”的意思，西方人眼中看到的上海既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罪恶的滋生地。上海二三十年代最为繁荣，是它最辉煌的时期，1949年解放之后，作为资本主义主导的，上海实际上受到了政治上的惩罚，建国以后这么多年，上海向中央上交的税款够造1.5个新加坡的。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不用向中央政府交那么多钱了，因此上海在最近十年到二十年时间里面发展极其迅速。回眸看看，上海同样有中国文化，这张图片是豫园，很多中国的传统工匠都是从上海附近地区出去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上海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人们刻意忽视了，或者非常主观地选择了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二三十年代的辉煌历史来作为上海的记忆。提到上海，人们大多会想到二三十年代非常西方情调的城市空间，却几乎不会想到老上海像豫园、城隍庙或者中国传统古塔这些建筑。如今的豫园作为为传统社会文化的象征，已经沦落为卖廉价旅游商品的地方，年轻人不会到那里购买东西，他们会选择到淮海路，反而会觉得到豫园买东西很丢脸。解放以后还有很多变化，比如这块空间，这是原来的外滩公园，大家会听到“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传闻，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不能进入这样的城市空间，但随着造了这么一个建筑以后，这个建筑彻底改变了它的空间的含义。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献给解放战争当中牺牲的战士的，这个纪念碑处于天安门广场，政治意味和文化意味彻底改变了，建筑空间的转换使它变成另外一种文化代言品。

雕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原英国政府在外滩立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的雕像，解放以后换成了陈毅市长的形象，今天还一直在这里，很多老外一直觉得是毛泽东，实际上是陈毅的形象。

浦东作为上海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点，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地方。这是20世纪初的浦东，是一块平地，随着90年代经济成为城市重要议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跨越浦江两岸，已经形成中央一体商务区的规划。而豫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建筑象征则被刻意压抑和消解了，在上海已经不太能看到传统文化的体现。我想，都市文化经过刻意选择和竞争以后，一种文化可以覆盖另一种文化，可以重写另一种文化的空间，来体现自己对这个城市空间的主导。这是非常简单的对于上海城市历史的回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线索来体现文化的竞争和政治的交叠在城市当中所书写的烙印。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