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可敬的中国建筑师们

讲抗战时期中国建筑师的非凡贡献，必须瞩目中国在学术上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面对战乱频仍、经济窘迫，何以有中国建筑学人“救国经世”的不绝弦歌；何以出现学术灿然、大师云集之势。有思想的学问，出现有情怀的大学者成为必然。这里试作归纳：

1.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师们。朱启钤（1872-1964年）是中国20世纪建筑应首先铭记的人物，他除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想贡献外，更重要的是1929年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园林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出版中国第一本建筑学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是因为这个平台，不仅支撑了中国20世纪中期建筑文化与建筑事业，更培养了如梁思成（1901-1972年）、刘敦桢（1897-1968年）、林徽因（1904-1955年）等一批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他们共同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建筑学术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国营造学社若从1929年正式命名到1945年结束，总共16年，其成果多集中在1931 1937年间，到1945年抗战胜利，学社只有梁思成、刘致平（1909 1995年）、莫宗江（1916-1999年）、罗哲文（1924-2012年），虽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学社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合并，但梁思成考虑战后国家建设需要大批建筑人才，因此决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因此，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贡献至少体现在：

其一，培养中国建筑师的研究栋梁之才。除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出现了梁思成、莫宗江、吴良镛（1922-至今）等建筑大家外，还影响到全国其它院系如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刘敦桢、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1918-2000年）、重庆工学院建筑系（现重庆建筑大学建筑系）叶仲玑、天津大学建筑系卢绳（1918-1977年）、西安冶金学院建筑系（现西安建筑大学）林宣（1912-2004年）等。此外，必须指出，是因为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的感召，梁思成主笔出版《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参与）。

其二、开展对中国建筑的田野调查与分析。仅1930年-1937年就调查了2783处古建筑，测绘了206组，完成绘图1898张，省份涉及河北（含北京、天津）、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江苏、辽宁、云南、四川，总计190个县市。建筑类型涉及考古遗址、城墙、城楼、阙、宫殿、庙宇、楼、阁、塔、幢、台、坛、牌坊、民居、园林、桥、陵墓、石窟、摩崖石刻、碑等。依靠《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些研究成果得以及时发表。在四川宜宾李庄，1944年学社经费已到枯竭地步，但梁思成坚持学术团体不能不出学刊，于是自筹22500元经费，用石印方法出版了七卷一、二两期，不仅刊出唐代佛光寺、榆次雨花宫、成都清真寺等重要文章，还有费慰梅的“汉武梁祠原形考”（王世襄译），此文原发表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集刊》1941年6卷1期上，引发强烈世界反响。

2.保护中国本土建筑免于毁于战火。朱启钤不仅是华夏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他更坚持民族气节，不惧日伪强暴威胁，无论在建筑遗产保护的策略与措施上都高人一筹，是真正的先驱者。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之际，笔者在马国馨院士支持下，承蒙罗哲文题词书名，出版了《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对于这段历史，张镈（1911-1999年）大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曾有撰文“朱桂老对我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难逃500年一大劫之灾。传统木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对故宫建筑若不及时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难免遭到日寇或反攻时的兵火之灾。”在1941年6月 1944年末不足4年时间内，张镈牢记朱启钤教诲遂以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师生等组成30人工作班子，除乾清宫一组外，对其余建筑都做了精密测量，制图360幅。这其中1943年，朱兆雪和邵力功、冯建奎等也带学生加盟。时至今日，我倍感张镈大师等建筑先辈在朱启钤指导下英勇的“抗战”行为，这次实测不仅是自明朝建成5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程测绘，更是中国建筑师用行动抗战的伟大壮举。这里还应铭记的建筑系学子的名字有：张宪卢、虞福金、杨学智、高文铨、林远荫、林伯年、陈濯、李锡震、李永序，土木系学生还有郁彦、孙家芳。

3.为世界和平保护所有建筑遗产。已故国家文物局古建组组长、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位会员罗哲文（1924-2012年）是梁思成、林徽因培养下成长的，他在忆及梁思成的教诲时谈到中国对京都、奈良的保护。1944年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在重庆上清寺的中央研究院绘制包括日本京都、奈良在内保护范围的图纸。太平洋战争后期，在以美国为主盟军对日本大规模轰炸中，东京、大阪等都遭受毁灭性打击，只有京都、奈良毫发未损。直到40年后的1985年，罗哲文到日本参加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文物古迹”国际研讨会时，当主办方得知罗哲文系梁思成门下时，才披露到这个事实，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梁思成系“古都的恩人”。我记得在罗哲文老生前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最放不下的是如何在日本为梁思成的和平义举、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之功树立铜像。

4.一大批重要抗战标志建筑的设计师。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地标是永恒的建筑，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忘记为此付出心血的建筑师？他们也是抗战的精神遗产。如果说，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建筑英杰是以在抗战时期保护古建筑的积极行为而留名史册，那黎伦杰（1912 2001年）设计的重庆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黎伦杰的老师过元熙（1905-？）1945年设计的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修筑“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段纬（1889-1956年）、茅以升（1896-1989年）与钱塘江大桥、中国第二代建筑师费康（1911-1942年）为抗战的《国防工程》、延安中央大礼堂等的建造者杨作材（1912-1989年）、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张德沛（1925-2015年）曾任抗战美国飞虎队翻译，都是中国抗战时期作出贡献的建筑师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