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瑞当代建筑/城市设计研讨会实录

图为中瑞建筑研讨会现场

图为瑞士驻华大使馆 科技参赞 Markus REUBI

图为瑞士驻中国大使BLaise GODET

筑龙网录制了本次活动全程视频，稍后将在视频频道上线，敬请关注。

主持人Markus REUBI：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瑞建筑论坛。我是Manuel HERZ，我来自瑞士使馆，我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活动！我非常荣幸邀请我们瑞士方主持人，也就是瑞士驻中国的大使BLaise GODET来祝开幕辞！

BLaise GODET：洪教授，各位教授，学生们，建筑师们，建筑界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活动搞得很适时。欢迎大家参加中瑞建筑研讨会，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活动跟瑞士建筑景观展览有关，昨天刚刚开幕。昨天很多人也见证了这个活动，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用更科学的眼光来研究一下这个展览的内容。

　　建筑景观这个展览，它的侧重在于在多样的景观之下进行新的建筑设计。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个小国家，有大约700万人口住在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管我们的国家很小，我们是一个多样的国家。我们有城市集中居住的地方，我们有乡村，也有阿尔卑斯山的高山区域。

　　在这样的多样化的地形上进行一个新建筑的创造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民主的过程，不仅当地社区和政府会参与；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公共组织来捍卫瑞士的传统和保卫环境。像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建筑师如何和公共城市一起把它的设计发展，这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话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瑞士和中国两国距离很远，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能不能在这方面找到类似的地方，找到共同点呢？我相信那么多中国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平衡城市化和环境的保护。今天我们在论坛上谈论一些问题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建筑界同样可以从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东西。

　　有很多瑞士建筑师在中国市场，比如鸟巢的设计，是清华大学美术馆和图书馆做的设计，今天我很高兴有很多瑞士设计师出席了这次论坛。今天的论坛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在建筑教育方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因为建筑环境在不断地变化，由于在建筑行业里面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如何能够让建筑教育委建筑界的专业能力提供贡献，让这种专业能力能够适应未来变化的需求，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同时，我很有信心地说，国际建筑学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在这个问题之下的一些有意思的答案。

　　中国和瑞士两国已经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院校在进行合作。可以说，瑞士那么多建筑学校，不管是在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还是意大利大学，还是各个应用科技大学，他们都已经在中国找到他们的合作伙伴。我相信这样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交流。

　　我希望大家今天讨论能有成果，我也特别感谢《城市 空间 设计》建筑杂志参与今天这个建筑活动。最后我想借用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的一句话，他曾经被问到过如何演示建筑师所犯下的错误，他说一个医生如果治死了病人，可以把他埋了。而一个建筑师就只能让客户去种爬山虎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希望大家今天谈得有成果，有收益。谢谢！

　　主持人Markus REUBI：感谢BLaise GODET先生所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也感谢您向大家介绍了今天会议的主题和背景。我们要讲两个国家的建筑，同时也要讲两个国家的建筑教育。下面我很荣幸向大家介绍中方祝辞人，下面我们请天津大学建筑研究总院的洪再生院长发言！

图为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总院院长 洪再生

洪再生：尊敬的瑞士联邦、瑞士驻华大使馆BLaise GODET大使大家上午好！金秋九月，我们非常高兴和朋友们相聚在瑞士当代建筑研讨会上，我也荣幸地代表《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的全部同仁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城市空间设计杂志创刊于2008年5月，大家知道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所大学，迄今已创立114年。而天大建筑既天津大学的建筑设计被同行们公认为中国最好的专业和品牌之一。依托这一坚实的平台，《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专注于以独特的视觉研究城市、空间与设计。专注于介绍城市与建筑的各种创新实践。专注于传播真实、鲜活的建筑。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杂志。

　　文化，是需要交流的，特别是建筑文化，特别是中国和瑞士的建筑文化。在新近出版的城市空间设计杂志第八期上，我们专门介绍了瑞士的建筑景观和瑞士的新建筑，希望为中国和瑞士的文化交流做出实实在在的工作。

　　此次研讨会以本次展览的瑞士当代建筑与城市设计为基本语境，以瑞士转型模式为切入点，通过中瑞两国的建筑文化，建筑项目比较，为城市聚变中的中国提供瑞士建筑城市与自然新的宝贵的经验。

　　瑞士是一个美丽的过渡，瑞士的建筑师们是受人们尊敬的一个群体。希望中瑞建筑能够催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作品。像刚才BLaise GODET大使讲到的，继鸟巢之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瑞士建筑座落在中国大地上。

　　最后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祝中瑞建筑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Markus REUBI：谢谢洪院长，谢谢城市空间杂志的热情参与！

图为建筑评论家史建

主持人史建：大家上午好！我简单做一下介绍今天上午的第一轮讨论，作为主持人我应该在下面，我解释一下我在上面的原因。受委托，我作为中瑞论坛第一轮讨论的主持人，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中国和瑞士在任何一方面都构成了世界的两极，不管从城市规模、从自然和生活条件和人口规模，双方差距很大。但是深入了解，他们之中有很深的关系。上午讨论有三位嘉宾，第一位是杨保军先生，他主要讲一下北京的规划；第二位是Mannel HERE ETH先生，他主要讲的是巴塞尔工作室的一些情况。第三位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他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城市规划提出一些观点。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设计规划院的规划师杨保军先生。这次由于一些原因他不能过来。今天他授权我替他做这次演讲，希望大家谅解！

　　杨保军(史建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这座历史古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城市自构的作用，更有内构的印记。前者可以视为一种自我过程，以实现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通常采用总体规划的方式推进。1949年以来，北京共开展了六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整体规划编制工作，这些规划清晰地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也有利地左右了北京的发展变化。

　　下面分四个阶段简述一下发展过程。

　　我在讲之前陈述一下，杨保军的学术姿态是这样的，他既在政府的规划部门，同时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在里面。但是他这种批判的意识不是很外露的，他是通过资料的方式显现出来的。

　　第一个阶段，1949到1979年，北京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的城市。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势必选择工业化道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新中国首都北京而言，也面临着北京城市定位的选择。从结果来看，北京的选择符合了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求，这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这张图就是曾经所提出的量身方案，基于对北京古城的由衷赞美和充分尊重，主持规划的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应该像华盛顿那样建成优美的政治和城市中心，提出在西侧建立行政中心的新旧并列的结构。

　　前苏联的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北京，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工业阶级的力量，必须提高工人的比重。将长久以来的消费型城市改变为生产型的城市，这种认识左右了北京此后三十年的发展。

　　这张图是量身方案的示意图，里面右侧红色是北京的紫禁城，西侧是新的政府中心。1953年提出了改建规划草案的要点，首都应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要把它建设成为经济技术中心，用20年左右时间使人口从200万增加到500万，该规划延续了莫斯科规划的影响，采用单中心、放射性的路网结构模式。在城内特别是在郊区内安排了大量工业，此外机关大院、企事业单位、机关院校等机构陆续新建。为了展现社会主义新风貌，设计了一条贯穿东西轴线的长安街，在红色下方。与传统的南北线中轴线交汇于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心脏也由皇城移至天安门广场，广场周边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加强了对心脏的象征和认识。

　　1958年，受大跃进影响，制定了北京城市规划初步方案，提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还要迅速把它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基地，使它站在中国科技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最前列。用50年左右时间使人口达到1000万。该规划延续了上海规划的定位，只是考虑到范围扩大到郊区。

　　1973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多快好地把北京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城市设施的清洁的社会主义首都的目标。这个时期城市发展缓慢，城市定位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北京都是延续着工业的发展方向，强调“先生产再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70年代中期，北京的二环、三环一直到五环的公路结构已经被勾勒出来。到第二阶段，1978年到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淡化经济中心的职能。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由于北京受到水资源、能源的限制，不适合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因此很多专家建议北京不宜作为经济中心。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对北京的定位做了调整，提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当时奉行大城市的发展规模方针。规划提出了2000年人口控制规模为1000万。该规划在中心城的布局上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后来在实施中北京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工业发展不像原来那样再受到鼓励。第二，城市的生产性和功能性失调，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居住区的建设。第三，改革开放带来了活力，城市的商业活动开始兴旺。第四，为了满足开放的需求，陆续兴建了一批现代化的酒店和交通设施。

　　但是在这个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城市建设起点高，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赶上甚至超过了北京。为了迎接1990年亚运会的召开，北京又加强了城市化建设的进程。这时候政府又感到了城市建筑不足以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

　　北京意识到没有经济的发展，就难以有其他的作为。因此开始寻求符合北京特色的发展之路，如建设经济开发区，培育高科技产业等。

　　这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1993年到2004年，这是突出首都经济与文化特色的时代。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这个定位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经济中心的概念，但北京在大力发展经济。

　　另外，在发展思路上，针对中心区过渡拥挤的问题提出了北京建设重点，要实现两个战略转移的目标，即城市的发展要重点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人口目标到2000年是1360万，到2010年是1500万。空间由采用分散式布局，逐渐在近郊设立一些集团。远郊规划了14个卫星城，他们是城市功能的延伸，又是相对独立的。

　　相对来说1983年的规划主题是试图控制中心区，发展远郊的卫星城，但实际执行的并不成功。中心区摊大比的现象依然严重，远郊区也没有发展起来。

　　1983年为了促进发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近郊设立了十个中心集团。但为了避免二者相连形成更大的板块，又设立了隔离带。分别设立了第二、第三城市规划隔离带。

　　1990年以来，是北京发展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城市出现了北重南轻的格局。第二是分税制，激发了城市发展经济的热情，土地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政府有能力开展各项建设，这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第三，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并成为改变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第四，全球化影响加大，带来了城市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开始现象。第五，多重格局开始显现。第六，私人小汽车快速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名城保护等日益严重。

　　从经济发展角度，北京的态势良好，每年都能保持10%的发展速度。但问题就是北京这时候的问题越来越多，产生一系列的城市问题。1993版的总规，核心思想是两个转移。一个是城市发展的重点，要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规划采取的空间布局对策是分散集团。第二，叫“退二进三”政策。

　　这是从1975年到2002年北京城市摊大比数扩张的面貌。1993版的总规实施效果如何？作者做了一个简括，他说综合来看，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93版的规划，主要目标发生了偏移。北京过去十几年人口发展迅猛，提前五年实现了预期目标；工程超过了3000万平方米。与次同步的就是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从75年到2002年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城市规模。

　　这张是1993版的总规图，与2000年现状版图做的对比。红色是规划当中的用地量，浅黄色是2000年北京城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规划的规模。底下有一个数字，建设用地量是大大突破了规划的控制范围，其中主城区与边缘集团之间确定的绿化带由350平方公里建为240平方公里，实际上没有控制住。

　　两个转移的目标也未能有效地实现，到2000年，占城市面积6%的市区集中了80%的建设量。60%的总人口和80%的人口，说明生产要素并没有向郊区转移。主城区人口不但没有疏解反而增加的600万。比规划预期目标多了140万。造成的结果就是单中心的结构加剧，卫星城的发育不良，交通和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

　　下一张，这是主城区各部分功能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张图，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城市的基本功能都是在核心区叠加，城市的疏解并没有形成，基本都集中在以旧城为中心的核心区。

　　下面是第四阶段，从2004年到今天。2004年北京完成了新的总体规划，该规划主题是科学发展，延续了1993版的定位，但补充了四个城市发展目标。第一个目标，把北京定位为国家首都；第二，定位为国际城市；第三，定位为文化名城；第四，定位为宜居城市。

　　该规划从生态承载力、资源条件、劳动就业等方面研究了北京市的人口规模，确定了2020年北京的人口规模在1800万左右。在空间布局上采取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格局，两轴是指长安街沿线，主要承载着北京的交通发挥。第二，是未来房山、大型地区的新的发展带，主要为了发展城市生态产业。“多中心”是面向世界城市中心，以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疏解中心区过渡聚集人口的功能。中心区的人口面积现在是1085平方公里，人口控制在850万以内。

　　下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北京旧城的保护”。总规划确定了25片保护区，就是图里面绿色的部分，B图在于保护绿城的格局风貌，不足10平方公里，只占旧城面积的37%。但是最近几年来，即使这么大的面积都没有保护好，根据最新情况来看，北京旧城保护保留机理面积的已经减少了20%，80%已经消失。

　　借助奥运经济的推动，北京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也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到2015年，北京的轨道交通总量将达到500多万公里，日客流量将达到800万人口。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到那个时候北京将从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转型。从社会文化上来看，后工业城市的一些特征也已经出现。

　　总体来看，北京正在迈向国际化，并呈现出更加开放、活力、多元和包容的特征，以上就是杨保军先生对北京六十年规划在总体上的一个梳理。

　　下面请第二位发言嘉宾Mannel HERE ETH先生，他的演讲是从相对比较通俗的角度介绍巴塞尔城市的变化。有请！

图为巴塞尔工作室建筑师/规划师 Mannel HERE ETH

Mannel HERE ETH：各位嘉宾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今天的演讲会。向大家展示一些我的工作和我的教学。我们的工作室叫做巴塞尔工作室，这是一个城市规划的研究院，设在苏黎士。是由若干个发起人在十年前发起的，我们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如何运行，我们把自己定位于和其他研究所不同，我们更多是关注于城市的规划，而别人更多是做建筑，我们不是做具体的设计，而是要从一个更加超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城市是怎样运作的，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现代环境下的成熟功能。

　　首先，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瑞士。这是我的祖国，作为瑞士人对它非常了解。我们先讲几个最重要的圣地，不管它是城市还是乡村。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从一个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待一个国家。我们很高兴来到中国，来到北京。瑞士整个面积比北京略大，人口不足北京的一半。

　　我们从人口角度来看一下瑞士这个国家，我们最初30年间和我们的学生做了一些研究，出版了若干个小册子。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编写了一本它的一些归纳性的作品，总结了我们对瑞士的研究。这个小册子有三个语言，英文、法文和德文，因为瑞士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我们任何出版物都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求，使大家都能读懂。

　　我们研究的主要成果或者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不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这张图片用了五种颜色，表示了五种形态，它有五种不同的特点。这五点，不单单是要定义它是什么样的，更主要的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它与国家是怎样对话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二十一世纪，我们研究的若干城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研究了世界上若干城市，法国的巴黎。我们看到这个岛，以前是一个农业社会，现在在发展旅游。我们的学生住在大马士革，我们不把城市定位或者归类，我们不会说第一世界的国家成熟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成熟，这种划分我们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加统一、一致性的标准来看待这些城市。

　　最吸引我们的并不是这种田园风格，他们是一个城市规划的实验室。我们主要研究了三个国家。左上角是法国，这是德国，这是瑞士。它的城市机理在三个国家都是一致的，尤其是语言、各种宗教，使用的货币。

　　这是法国、德国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在图上看不出，但是在文化上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规划这样一个城市。虽然它有语言上、政治上和行政上的分化，但是我们把它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我们研究所成立这么多年以来，跟学生一起做了很多研究和考察活动。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主题，比如当地的基础设施，莱茵河大桥，港口变迁等等。我们汇集了许多知识，还有我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也都保存在我们的研究所里面，这成为了我们的财富，成为了我们的学术宝库。

　　但是仅仅把它们保留在我们的研究所里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它交流出来，分享出去，使整个学术界都能够了解到。所以我们就出版了杂志，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学术成果。这里面有两个主人公，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电影，这两个主人公生活在巴塞尔，也不是建筑师，但是他们很有品位，凭自己的主管感受，同时又带着自大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城市规划。

　　首先，他们介绍了城市规划的背景，还有他的历史。对巴塞尔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并不是一陈不变的。它是集各种思想、各种意识的结合。这跟北京做比较，会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欧洲公民，而不仅仅关注到巴塞尔。巴塞尔是一个欧洲的样板，一个典型。但是我们的视角远远超过了巴塞尔，我们充满的活力，而且这个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并没有终止。

　　这是19世纪城市和建筑的一个设计，当时我们有一个宏伟的设计，但是它并没有被完成地实施。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缺憾是一种不完美，但是城市规划就像这个拼图游戏一样，是用不同的概念所组成的。我们现代有一个建筑，在巴塞尔北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怎么样进行城市化进程。

　　同时，我们不能用简单抽象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比如不能简单地看一个城市人口的数量，但要具体关注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我们也向大家展示一些技术问题，这个城市规划的技术，我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工具，这是一个主规划。当然这个城市规划的设计师不讲中文，但是我们翻译了。在读者来看这个书的时候，会感到很有兴趣，很有意思。同时内容也非常地详尽。大家可以把专家和学者的视觉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展现给公众，让大家读起来很方便。

　　大家看到我们城市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城市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城市。我们的变化是随时的，我们有一个信仰，或者说是欧洲的一个趋势。大家总是误以为欧洲的城市保护就是停滞不前，我们看看城市的生活、工作、交通、购物、学习、娱乐等等，我会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这是一个城市中心的公园，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地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莱茵河上建了一个区域，这个小册子可以是一个政治工具。我们上面列出一系列的东西指出哪些是不正确的，我们希望办法一个正确的引导。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学者，我们也关注着城市的切实发展。通过政府和政治家们的教育，以及对他们传达有意的信息，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现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当然，杂志有很多人士的参与，有多种语言，有德语、法语和中文。今后两三点中文版就会发送到大家手里。

　　有两点我详细介绍一下。有一些问题，我们会返过来再讲。首先，我们讲一下北京与巴塞尔之间的比较，或者中瑞之间的比较。我们一边考虑的是巴塞尔；另外，图里面的男主人公考虑的是中国北京。中国的城市化规模是非常大的。这是巴塞尔和北京等比例的一个鸟瞰图。

　　眨一看，大家会觉得北京和巴塞尔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城市的密度是完全不同的，巴塞尔的密度很低。通常来讲，这个密度是总规划所要体现的。同时，这个总规划图只是一个工具，是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起点。

　　我们能不能有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方式来为城市的未来进行一个规划，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已建成的区域，我们看到有些建筑，女主人公就说能不能看一下没有开发的区域，就是所谓的空置区域。我们希望能够开发一种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在城市中空出一些绿地来，在城市的环境里面制造出一些不同密度的区域。

　　比如说这是中央公园，中央是绿地，周围是比较密集而规划有序的一个区域。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替代性的方法。因为老的办法是先建好地方，我们能不能先考虑绿地。这也是城市与自然之间的比较。巴塞尔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对象，来研究这个城市大的环境，它并不是明显的一分为二的。

　　实际上城市化并不应该跟自然是对立的。在城市中间的许多地方都会有自然的体现，这是巴塞尔南边的森林，是一片绿色。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颜色，是人为制造的一些建筑。莱茵河也是如此，这个莱茵河也被工业化的发展所影响到。

　　下面是莱茵河的一个实景图，我们也希望能够使用这种城市、自然的概念，把城市和自然结合起来，把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差异给融合起来。有不同的做法，第一，是通过湖泊景区来做。这是一些人工湖，在森林中间，把建筑土形成的坑来做人工湖，这些湖会成为城市中间的景观。

　　或者我们会做一些公园，把巴塞尔周边的自然景观引入到城市中心来。这是若干个公园。他们各自职务都非常不同，我们把它叫做“城市的绿色足迹”。这是一些绿色的路径，直接能够进入到城市中心。把郊区跟市中心连接起来，我们也一直倡导地下设施，建立一个很完善的地下交通。

　　我们把挖出来的土在城市中间做成一个人工的山，这个山现在还没有成型，这是我们一个成型的建议。它将改变整个城市的景观，使我们的城市跟自然更加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二者之间的一个结合。

　　下一张图，在一个浪漫的夜晚，他们两个人爱一浓浓，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图为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副教授 周榕

周榕：各位来宾，早上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批判性展望》，史建先生邀请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是希望从中国当代视觉有一个批判性的评论。开宗明义，我先谈一下对城市化的认识。

　　城市化，归根到底是以城市为载体，对各种社会资源的一个组织化配置。从资源角度理解，再城市化就意味着对初次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结果进行再调整，以其达到更优化的配置。

　　刚刚9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截止到2008年，我们全国的城市总数已经达到了655个，比1991增加了176个，增长速度是36.7%，平均年增加了11个。城镇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90.3%，平均每年增长5.6%。城市化率已经提高到了45.68%。实际上这个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了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率。

　　我讲的第一个段落是1998到2008两次危机之间的中国城市化硕??998年，在中国现代城市化历史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从正常的稳固发展突变为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一个高速化城市运动，所以我们强调它为一个“运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运动？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为了应付1998年以来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三个政策。这三个政策对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运动注入了一个强劲针。第一，确定了以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政府的自住性权力，调动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性。第二，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在1998年之前，全国企事业单位全部采用福利分房。在1998年以前全中国范围的房地产并没有启动，基本是一个弱的阶段。1998年这两大政策催生了大的房地产市场。此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程从以前的开发区模式，转变为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一个开发模式。

　　其三，各地资金从中央政府有计划地调拨转变为一个城市建设中心为主题向国家银行贷款的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地方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融资灵活性，解决了钱的问题。为城市化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资金保证。

　　不夸张地讲，1998年开始，中国城市化运动挽救了中国经济，它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从1998到2008年，中国的GDP翻了两倍。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从1998年的3.79亿，增加到2008年的6.07亿。而中国城镇人居居住面积从1998年的人均9.3平米，上升到2008年的28.04平米，翻了三倍。

　　城市变成了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土壤。在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曾经是虚无缥渺的共产主义，后来变成了在身边触手可及的现代化，1998年以后逐渐演变为令人眩晕的一个城市。每个城市必须具有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则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的一个神殿。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声光电、新媒体手段，将城市运营的宏大效果推向一个高潮。

　　2008年10月，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由此遭来重挫。城市政府税收锐减，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这是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之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

　　下面我想讲一下中国当代城市化运动的特点和反思。中国当代城市化建设是从一个危机开始，到另一个危机开始。之所以被称为一场运动，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特征，但由于这场运动属于典型、激发性的反映，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在思想意识、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说明了现代化进程都缺乏一定的经验。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也遗留了一些不足。

　　第一，就是中国缺失的文化。社会参与和协会协商的缺失是这场运动中的不足。在这期间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扫荡，这场社会扫荡就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都难以得到幸存，即使幸存下来的也缺乏根政府进行驳议的东西。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一个资源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还可以免为生存。它的社会资源组织仍然采取了大政府、小社会的组织方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进行社会的建，从而令中国的社会形态趋向于一个更加灵活的状态。

　　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全的状态。社会的参与在城市化当中的缺失，导致了中国当代城市出现了显著的区隔化倾向。大多数中国当代城市好象被抽离了肉的三明治蛋糕一样，它只是有权力空间和资本空间，没有社会空间。

　　在社会这个组织没有参与到驳议的情况下，城市空间被权力和资本割据，没有容纳社会。在中国的城市空间里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因为这种空间不是子高无上的，就是资本所盘踞的社会空间。实际上这些自由空间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中是缺乏的。

　　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缺乏自己的概念性，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性。而本来声称要为社会公共利益负责的城市政府，他们往往在某种情况选择了牺牲公共利益，而满足一个城市的经济追求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

　　城市的价值目标，也就是城市政府所推动的一个城市化价值目标，它主要被定为于拉动经济。实际没有社会的建设内容在其中。中国城市由此就公司化，城市公司化，是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城市政府成为经营城市开发的一个董事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往往变成董事会的董事。

　　对于城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开发，既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制约，也没有社会的有效监管，所以必然会走向一个失衡的发展。失去平衡的根本原因，源于缺乏对一个政府的制衡机制。在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利益群体，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都基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无法参与城市化进程。

　　这种高度垄断的计划空间配置和毫无制衡的开发商，希望了全世界最恶劣的房地产市场。城市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不到2%。同时，即使在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放的情况下，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政府还会拖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时间，以便于为房地产市场开发让步。

　　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并非我们经济上的一个跨越和改进。一部分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驳议是以其他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正常地在一个经济体增长的情况下，是以没有任何利益的受损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大家是共同获益的。

　　这种恶劣的城市化，变成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隐性掠夺。

　　这种掠夺分为三种掠夺，第一，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这样就造成了城乡的二元对比。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农业利益来获取城市的高速发展。这样一个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些农民进入城市体系之后，我们看到在十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了2.3亿左右，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进入城市后必将沦为城市的底层人民，他没有在城市中谋生的途径。

　　第二个掠夺，是城市中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在城市中，富人获取了基本的资本之后，通过城市空间和资本的转换以及资本运营能力，在城市空间攫取了最好的发展资源。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这个城市分化越来越剧烈，也就是说，富人膨富，穷人膨穷。这种情况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第三个掠夺，就是政府对民众的掠夺。中国城市，政府具有一个绝对的垄断力量，理论上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政府所有。这个城市化的结果，将此前在中国城市中局部的、隐性的矛盾从空间化的结构，变成了一个非常显性的情况。现在的贫民居住空间也变成了更加纯净化，贫富混杂在中国城市里已经不可能被看到。

　　这就是十年中国城市化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在城市空间结构中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利益群体的区隔。

　　第三，是一个粗放的城市化。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年以来，中国城市化是以拉动内需，更加快速推动中心的发展。而这样城市化进程就必然是一个运动的城市化和被安居的城市化。什么叫运动的城市化？就是将城市所有的居民视为经济要素，而不是社会要素。城市化的根本目标是让人作为经济要素动起来，而不是住下去。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其实不是城市，而是运动。中国通过城市化的运动，通过在城市中的大拆、大建或者强制拆迁，让城市中的居民在城市中彻底地运动起来，并且他们需要付出。几乎一生所积攒的财富为这种“动起来”付出了代价，正是这样大量财富的聚集在导致了中国这几年来如此高速的发展，也成为了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来源。

　　对于这样的价值目标来说，中国城市化的粗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种粗糙才创造出了不断变革和更新的机会。才为可持续的经济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中国城市被当做经济要素的载体来经营，而不是当做栖居的场所来经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跟政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座有很多国外的朋友，对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城市化目标可能缺乏一个了解。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城市价值化的考量里面，“变”是唯一不变的主题。最根本的原因，几乎每一个中国政府都属于临时政府，因为每一个政府在任时间非常短，他在三年的时间内必须让城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至少跟他接前任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一些临时的行为。

　　中国开发商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的住宅土地只有70年时间，商业有50到60年的时间。它没有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有的决策都跟自己的长期利益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真正城市的使用者和居住者，对城市环境没有决策能力和溢价能力。无论是市长还是规划局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开发商，他们都是在城市中攫取一个短期的利益，并没有长期地在城市中扎根。这样一个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是一个粗放的城市化。

　　第四，是扁平的城市化。可以说城市规划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在中国绝大多数政策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只有城市规划土地还是延续着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延续着。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论他幻想怎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城市图景，对城市不可描绘的大量细节性的描绘，实际上被排除在城市规划之外的。在城市越强调城市规划的地方，这个城市就越乏味。因为这个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度是没有的。

　　中国城市规划这样一个思想资源，实际上由于在此前对于城市理论和城市认识方面的缺失，它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它来源于三个乌托邦。第一，来自于中国古代的礼仪。第二个乌托邦，它把权力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又以帝国的形式来表现。第三个乌托邦来自于对现代生活的想象。这三个托邦结合在一起，注定它只能是一种飘浮的形态，而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不发达地区的城市，这样城市的乌托邦是以造价为目的的。我们通常看到很多城市把所有的钱投在主要街道，在主要街道盖起一个三层楼的虚假面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是屡见不鲜的。

　　第三，我谈一下对中国再城市进程的批判性。在今年二三月后，由于中央政府四万亿投入的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又开始起步。我们看到单纯地通过依托投资加大城市化进程，但我们来看它不能像1998年那样收到一个成效。这样一个困境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投资不再是一个线型增长。

　　这样一个困境最主要表现在资源困境上。在中国要保证18亿亩耕地这样一个红线不变的情况下，可供中国进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土地资源已经是严重稀缺。在这种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各种环境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高度稀缺。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空间资源最多可以支撑180万人口左右。但从2008年有关信息了解北京实际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70万。在未来十年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我个人预计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这种增长也许会超过300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环境资源完全跟我们的人口速度相脱节。在一次性城市运动中，导致了城市不同的利益族群，他们之间的区隔已经变得表象化了，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对抗。这种对抗非常明显，不仅是空间的区隔，还导致了社会族群的分裂。在中国仇富意识如此之高，跟过去十年来对贫民肆无忌惮的掠夺是息息相关的。

　　随着人权意识在社会中的觉醒，以往大拆大建的手段在城市中基本失效。我们看到从200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最牛钉子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失效的。

　　在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房价达到4300元左右。前不久统计中国住宅总价已经超过了90万亿，达到了中国GDP比例的三倍。这个比例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在日本泡沫经济最严重的情况下，日本全国住宅价值总量才是GDP的两倍。这种线性增长，通过对未来城市土地的预期，来进行这种城市开发的模式必然是失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从今年初以来，城市化运动又开始了。我把它定义为“再城市发展运动”。这个轨道将怎么样？是必然建立在对此前十年中国城市化运动所造成的结果和表现出来问题的批判的基础上。

　　在目前来看，中国城市化运动势必为政府所主导，但是需要改变的是这种既定的城市化模式。

　　在此我提出四点展望。

　　第一，社会重建。实际上中国城市化于社会城市化是严重脱节的。针对社会组织的缺失，中国城市有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也就是从社区建筑开始，让社区这样一个基本的单元重新担负起连接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

　　第二，是空间再造。要大量、大规模地提高社会福利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保障性住房，而是针对个体的空间投放。这样的建设可以有利地缓冲结构化的空间矛盾。

　　第三，要重新思考并确定城市的目标，把城市从单纯的经济发动机的位置给它扩展开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宜居的口号，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宜居城市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面。

　　第四，在城市规模这种大拆大建失效的情况下，要适度开放对环境的自主权。

　　以上观点就是我对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个批判性阐述。谢谢！

　　主持人史建：非常感谢周榕教授的讲话！

　　周榕：社会组织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群体，收留无家可归的人。其他的社会组织，比如慈善机构在中国是没有相应的空间的。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就导致了中国城市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它还是一个单薄的、扁平的形式。在技术层面，我本人探讨的问题就是非规划，不是用一个城市规划的方法来主导城市的建筑，而是分散到一个不同的视点。而是用一种多元的规划切分成多个小空间。我觉得根本性的改变只有等到社会组织的高涨和社会组织的筹建。谢谢！

　　主持人史建：这种介绍中可能有一个很隐约的担心在里面，周榕教授对城市化发展提出了很多个人见解。我觉得中国城市发展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特别是我们做的一些城市实践对我们都有所借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规划师，我们的建筑师需要跟我们主导城市发展的市长、书记在一定层面上进行沟通。我一直有个愿望，作为一个城市的空间发展设计者，我希望大家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思考问题。

　　Mannel HERE ETH：您刚才说的很对，只有有一定的媒介才能吸引公众的兴趣。因为大家谈到城市规划的时候都会认为它是很抽象，很无聊的。如何培养这种兴趣，如何培养人们的这种意识，让大家认识到城市规划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大家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就能够看到城市规划中的问题，大家就会有这种精力来促进城市的规划。瑞士有一种文化是一个直接的、民主的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交流。

　　这种直接的民主，在瑞士是很独特的。中国的做法是不同的，它的社会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提高大家对城市规划的意识，当然民主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周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快了，太极端了。中国城市化是非常快的，快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了，而是“极快”。这种变化的速度，中国是怎么看的？

　　周榕：谢谢您的提问！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中国城市化速度如此之快，国外任由怎样的反应。作为城市发展快有着它根本的原因，因为中国这十年来的城市化运动，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发展结果。它会是一个有逻辑、有步骤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既然是一个运动，城市化本身就成为城市化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们把城市化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指标。城市只是生产的一个中介而已。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讲，有一句话叫“货如轮转”。每一个城市政府实际上是拿城市来做生意，它并不想把城市变成一个长期的适于人居的环境。政府给他经营的时间只有三年，他必须在三年时间做更大的事。

　　对国外人来说，很大的矛盾就在于大家价值观的不同。很多国外建筑师是从艺术的角度，可能我在整个历史中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中国政府不是这么考虑的，他是用三年的时间标识来考虑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理念一定是价值在速度之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应该学会如何以更夸张的形态来呈现一个建筑。谢谢！

　　主持人史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做一个总结。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瑞士人把摄影机架在巴黎的街头上，拍下了电影。今天Mannel HERE ETH把这个东西跟巴塞尔联系起来，阐述了西方城市的都市性。这不是我们城市研究学者不愿意做的，而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我们正在失去都市性。当我们都谈到城市的时候，西方的城市跟中国城市是两个概念。

　　所以，今天这个议题是个非常大的议题，关于中国城市化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大议题。最近几年可能又会有一些变化。这种政府控制的超速化的发展城市，是不是有它的都市性？这些课题都可以重新做研究。今天上午的议题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

(下一页为下午讨论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