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飞：用建筑的语言阐释变动

“我发现自己去德国是个错误。从美国回来的建筑师个个看着都挺成功，而从欧洲回来的似乎都默默无闻。”车飞笑言，“怎么看待成功？我觉得从欧洲回来的建筑师都有一种工作状况，你看许多公司中层的骨干设计力量，很多是从欧洲回来的，他们踏踏实实地在作设计。”

“当初我去德国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挺喜欢德国，因为世界史上很多著名的建筑师、思想家、艺术家从德国来，很多，说不过来。”

其实，车飞去德国是奔着学习建筑这个目标去的，之前他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和建筑设计接触只是在前往德国的前一年，在清华他执著地喜欢上了建筑设计。2001年，车飞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建筑系学习建筑后，在德绍建筑学院完成建筑硕士学位，后又到了魏玛包豪斯大学，至今他还在读书——建筑学博士学位。

目前网络上对车飞的称谓有三种身份的界定：建筑师、理论家、艺术家。对于自己认为哪种称谓更恰当的提问，车飞笑了：“建筑师吧，我的本质是建筑师。”

在德国，车飞和章雪峰组建了IDA本能动力建筑工作室。2007年回到北京后他们发现这里已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严格区别于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按部就班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车飞回来有了强烈的对比感，“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面对大量的项目、大量的机会，那我们要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和融入这个环境？我们该怎么作设计？”

于是车飞创造了超城主义（超城建筑是车飞在北京的工作室），即在社会变动中的真实而自发的空间中，抛却旧有系统，创造自发和不间断的有生命力的空间和建筑，而这其间不确定性与急速的变化就是生命力之所在。

空间在这里是建筑师惟一强调的，因为建筑师眼中的空间其实和我们平常看到的空间不一样。“平常的空间是一个空的容器，建筑师所指的空间是一个产品，有物质性。”在车飞的建造思想中，空间甚至比建筑本身更重要，它影响着建筑。

空间是产品，那么空间就可以买卖，并且可以赋予它附加价值。当然空间还含有非物质因素。车飞的建筑设计出发点是从空间的规划、设计出发，然后形成建筑。

“建筑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社会和城市的发展。空间作为建筑中的因素随这样的变化越来越重要。如果建筑师还在按照传统建筑学的理念和思路来作城市或建筑设计，他将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车飞重新給空间一个思辨：在什么都不确定的当下，在不断变动中，从空间角度思考怎么介入规划设计，这样才有可能作出有时效性的有意义的设计。

车飞举例：人们刚来798艺术区的时候，有大片的房子，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很空，电线都被抽走了。这样的空间，你可以做任何用途，甚至让它成为草地。空间是连续的，现代概念的空间越来越膨胀，因为不确定，一切皆可变。

成都汉易酒店会议室是车飞关于空间可变的实验性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实现。这是个小项目，在这个项目实现后，车飞一再强调它不是室内设计，而是基于新理念的空间规划。那么一个售楼处的过道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如何变身？

玻璃幕墙夹着一个扇形空间，原来的空间功能单一。甲方要在这样的空间体现会议、展览多种功能，如何转化单一功能为多功能？“现在这个时代是变动的，空间也不例外。这个扇形空间的轴线是弯曲的，把弯曲的轴线变成直的轴线，以此修复原来的缺陷。”绝的是车飞他们居然把地面卷曲起来，“就像卷报纸”，轴线的方向变了，增加面积，形成一些有趣的空间形态。这里，实施的卷曲手段遮蔽了原本不需要的由玻璃幕墙透入的光线，加入空间序列，新的空间就出现了。

“空间是设计的出发点，我们对空间的设计从来没有固定的手法，但思考点、思考模式是不动的。我希望每个项目的空间都是新的，并不是旧的积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车飞的超城建筑工作室一直试图尝试用新的建筑语言诠释建筑，“当一个事情固化为常态，就没有多大的意思。说我在实验，我们不是因为实验而实验，其实是事物本质使然。城市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必然的答案。快速介入的因素通常都会有，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可能重复地用老套的方法万能地来做。”车飞申辩，他们的项目谈不上实验，本来它们就应该是这样。

超城建筑在四川灾区某小学设计了一个小广场，这个小广场因为诸多明星的一个签名墙而陡然增加了趣味。墙和地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方式在这里要有个大融洽。这个看似不像建筑师的设计，因为用作广场铺设材料的砖块只有一种模子，所以更像一个工厂化的产品；但“其实很建筑”，因为结果的确是建筑师经过试验和考量得来的，而且具备建筑的特征。

用一个个模块（砖）组合而成的物体——暂且这么称呼——竖起来就是墙体，放倒了就是地面。有各种砌法，不需要粘贴剂。这种砖的制作也很简单，只需要骨料和模具即可。

无法亲自盯现场——公益设计，材料、施工失控，车飞说这个原因促使材料和空间的处理因地制宜。由于投资也是失控的——在大环境下，特别是非常时期，建筑师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满腔热血地画几张图，其他的交给他人掌控——车飞需要的是一个钢模具，成千上万的同型号砖出自这里，但一定要保证质量。这可能比盯在现场更有意义一些。

立起来要说明的是墙和空间的关系，把墙体放倒后是广场，草能够在砖隙间自由地生长。如果觉得这样的广场功能任务已经完成，那么就随意拆卸吧，然后可根据新的需求搭建为看台及各种形式的建筑。“这个项目是个例子，说明做明星墙是个小的事情——一天的仪式后墙就解体，之后这些材料需要构造新的空间。但这个时候，材料和空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这是建筑师处理变动的一种方法。

早在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倒塌的时候，车飞因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作了一些设计，当然这种设计探讨性更大些。处于悲痛中的人们，谁会在乎这么一些设计呢？毕竟，楼塌了，人亡了。“世贸中心代表的是老模式高层建筑。当时想做一些实验性的方案，重新思考高密度城市或者高层城市的工作、生活模式和建筑空间的关系。”这仅仅是个实验，仅仅是纸上的想法。

“我们的方案差不多都是实验性质的。”车飞大笑，“有些实验性多一些，有些少一些，得看是什么项目。有一点，非常商业的项目，我们一般不做。”其实车飞主持的超城建筑工作室的项目不多，他觉得商业性的项目没有意思，“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知道，那样的项目就是煎熬，做的时间长了，你会痛恨建筑。我知道作过几年这种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后就不作设计了。到我这个年龄（车飞34岁），国内很多建筑师已经不作设计转而作管理或其他工作。国外相反。”“反正我不喜欢商业项目，我也不会去做，不至于饿死。”

车飞的实验性项目几乎都有一个不平常的名字：2004年，粉红色城市——广州郊区城市文化研究、墙纸房——首届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装置设计；2006年，速度景观——泰安2020城市发展计划、超砖设计……

有些人的设计是灵感迸发的结果，“我做东西必须通过理论、尝试，步步为营处理材料和空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