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骏：建塔就要登高望远

延伸内容：[URL=http://news.zhulong.com/dongtai/read55936.htm]国内电视塔高度排名(一）[/URL]　[URL=http://news.zhulong.com/DONGTAI/READ55939.HTM](二)[/URL]　 　　著名建筑师[BAIKE]马家骏[/BAIKE]讲述建造[BAIKE]中央电视塔[/BAIKE]的过程 　　曲折漫长的选址过程 　　中央电视塔很早就开始酝酿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关方面就觉得应该在北京搞一个塔。因为当时只有月坛那个塔，还是1965年建起来的，很老旧了，不能满足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 　　1978年，我记得是马年，建塔的事开始筹备，我们单位办了个展览，邀请了当时的[BAIKE]西南冶金设计院[/BAIKE]和[BAIKE]西北电力设计院[/BAIKE]来做方案。这两个院做过比较高的烟囱，算是有类似设计经验的，同时参加方案展览的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些老师。一共展出了二三十个方案，请来很多专家评议，有吴良镛、张鎛、张开济等大师，他们从中点出了7个方案。我那时是展览的工作人员，看着这些展览出来的方案，开始有了点想法，但还没有真正参与这件事。 　　展览完了就开始选址。最初选在南菜园，经过地质专家的论证，发现那里是个断裂带，不利于建塔，后来就改到了玉渊潭西边，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选址改动的过程就经历了三四年，为什么呢？主要是空军方面有意见，说这个塔在西郊机场到天安门的航线上，阅兵的时候飞机低空飞行，不留神就撞上了。我们经过协商研究，认为飞机就是在天安门上空时比较低，飞过天安门马上就会提上去，到这个塔的位置还有好几公里，不会撞上。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空军又提出，中央电视塔发射的无线电波会影响飞机导航系统。事实上电视信号不会影响导航，就是调频广播里有个别频率和飞机用的频率相近，但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没有干扰，这个位置才最终定下来。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是广电事业局的一个办公室，到选址定下来的时候才改为设计院。设计院成立后，国家计委也定准了中央电视塔的规模，就是12000平方米的面积，386.5米高，实际加上避雷针的高度是405米。这样我们就开始重新做设计了，上次展览挑出来的7个方案全废掉，我们又做出来9个方案，经过筛选剩下5个，其中就有我这个“宫灯”。 　　“天坛加宫灯” 　　“宫灯”这个概念，在马年展览的时候我就有了最初的设想，当时自己画出来的是八角形、竖直的那种宫灯，后来又画了个圆的“灯笼”，都不太满意，感觉建筑的味道不浓，更像一个工艺品。 　　有天晚上加班，别人都走了，我还在琢磨这个“灯”怎么改。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北京建筑界提倡的“古都风貌”。那时候流行给建筑“戴帽子”，就是房顶上加点儿琉璃瓦什么的，也有人说这是“瓜皮帽”，我觉得要看盖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建筑你弄到上海肯定不行，但北京还是有这种传承的文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建筑都保留了这样的气息。于是我就给圆形的灯体上加了个檐子，底下又加了个穗子。上头塔楼基本画成这样，我觉得不错，下面塔基也应该有对应的“重檐”。我并没有想到天坛，只是从建筑的韵律上考虑，下面的面积这么大，塔身又很细，应该有个逐渐的过渡，一层一层上去。那天晚上画完这张图，我特别兴奋。 　　于是就做出了这个方案，和另外4个一起做成模型，报送首规委审批。那是1986年5月，送上去第二天就批下来了，非常快。因为当时的首规委主任在看这5个方案的时候说我这个是“天坛加宫灯”，很好嘛，其他领导也就都说好，就这么定下来了。 　　1986年12月，中央电视塔动工。因为这项工程全部由国家投资，当时我们国力不是很强，每年财政拨给这个塔的资金有限，有时一年给两三千万，有的年份就没钱，一分不给，工程就要停滞下来。所以工期拖得很长，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最后花了两亿七千万。 　　建塔的旅游效益 　　选址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科学的，能够满足特定建筑的需求。因为电视塔是人流集聚的地方，要有便利的交通，挨着西三环挺好的。但是从整个市区的规划来看，电视塔离市中心稍微远了一点，距离其他的风景旅游区也远，客源就受到影响。 　　这就涉及到建塔的目的和效益———受历史条件和指导思想的限制，当时建塔都是以发射为主，旅游为辅，就是主要用于发射广播电视信号，兼顾旅游。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塔楼的大部分面积都要给机房使用，用来做旋转餐厅和其他旅游观光设施的面积就只有较小的两层。全国都这样，中央电视塔还算是旅游面积较大的了。天津电视塔，那个飞碟状的塔楼，最大的“盘子”是机房，旅游面积更小。也有设备条件的限制，那时候科技不如现在先进，都是大块头的机器，也确实需要较大的地方安放。现在不一样了，新建的塔都是以旅游为主，发射为辅。比如广州塔，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用于信号发射的只有三千多平方米。 　　效益上，到目前为止，中央电视塔在全国的塔里边数第二，平均每天有一千人次左右的客流量。北京历史古迹太多了，游客到北京来肯定要看故宫、颐和园、长城，不一定来看这个塔。上海就不一样，人家到外滩去，一看有个塔，基本都要上去看看，所以上海塔每天有一万多人参观，光门票收入就五十多万。 　　这块地方原本是片菜地，西三环路比菜地高出3米，中央塔距三环路约300米。我本来计划做一座桥，把塔基和三环路连起来，桥底下可以做停车场。这座桥设计的是70米宽，220米长，塔基下面还有三层推台。想法挺好，但限于资金不足，没有完全实现。 　　材料的奥秘 　　造型方案定下来以后，我们既做了[BAIKE]混凝土[/BAIKE]塔的方案，也做了钢塔的方案，最后选了混凝土塔。负责做结构的工程师到国外去考察，因为这么高的塔，从结构上首先要保证能立得住。世界上混凝土塔最高的是多伦多塔，553米，其次是莫斯科塔，535米。所以我们这个380米的塔，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钢制的塔，比较“柔”，摆动大，抗震性能好，不容易折断。混凝土塔比较“刚”，摆动小，脆一点。为什么要用混凝土，主要的原因是混凝土需要的维修量小，建成以后基本一劳永逸。钢塔老要维修，紧螺丝，还要考虑防腐蚀。造价上，对于小型塔，混凝土贵，大型塔则是混凝土和钢差不多一样贵。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多伦多塔是混凝土塔，广州要建更高的610米，就是钢塔了。因为要做六百多米的混凝土塔，施工难度太大，对于钢塔来说，只要吊装设备能跟上，就可以上去。 　　当然，混凝土重量大，对地基的要求高。好在北京的地质条件不错，西边这一带基本都是古河床。我们挖地基的时候，挖到15米深，就都是巴掌大的鹅卵石了。上海和天津的地质就比较疏松，都是淤泥。对塔的施工来说，一般就是打长桩，打穿几十米的淤泥，打到岩石上。我们在威海的工程，海里头建塔，就是打穿了30多米深的淤泥。 　　施工中费心最大的是材料问题，这也是中央电视塔的创新之处。当时考虑这个材料怎么才能又有现代气息，又符合传统造型的需要。我设计的金黄色像琉璃瓦一样的这种屋顶，还有蓝色的玻璃幕墙，当时国内技术条件还不能解决耐久性问题。流行的氧化铝，不耐腐蚀，时间长了就变色。后来我们了解到德国做的一种活性碳树脂涂料，能保证30年不变色，但是比较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要每平米一千多块钱。现在我们国内自己也能做了，只要每平米二三百块钱。 　　金黄色的这个板子，是水压机压成的，中间层是发泡材料，向外胀，外头再大力压紧，做出来的板子就非常平整，还有很好的保温效果。这是我去参观南极长城站，从严寒地区的保温墙里汲取的经验。后来这项技术推广开来，做这个板子的武汉空军十八厂发展得很快，在天津塔和上海塔的建设中，把美国厂子都竞争走了。 　　中央塔的遗憾 　　中央电视塔应该说是我的代表作，可我对它并不满意，因为施工中有好多不可预见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弄到最后挺遗憾的。 　　从横截面看，细长的塔身里设计了四个电梯井道和一部楼梯，纵剖开来的话会看到整个塔身有很多横向的隔断，像竹节一样，这才能坚固。电梯的运行速度是每秒5米多，我们是按多伦多塔每秒7米多的标准去定的，但实际运行不能这么快，为什么呢？电梯要高速运行，井道的垂直度必须非常精确，不直的话就要产生颠簸摆动，让人很难受。可是在施工中，这么高的塔很难做到笔直，因为塔并不是静止的。除去风力的影响，还有日照引起的热胀冷缩———塔身晒到太阳的那一面会膨胀，并且随着太阳的移动而不断旋转。一胀起来，塔就是弯的，会对施工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这个电梯井道修到最顶上的时候，我用垂直投影测量，发现矩形井道横截面的四个角都旋转了15厘米。最后我只好把井道内壁都向内收缩了30厘米，这样才能基本找齐，实际可用面积就小了。 　　还有一个从外面能看出来的遗憾：站在西三环上往西看，在中央塔的东偏北方向，150米左右的高度，塔身上有个小鼓包，不是直溜上去的。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本来在浇灌混凝土时，每一块模板都要检测，保证塔身由粗到细的倾斜角度是相同的。可是1989年有一天，工人们为了早点收工，隔一块板检测一次，结果恰好就有一块模板没到位，偏了很微小的一点。但这微小的偏差随着高度增加就会扩大，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凸出来一大块了。我们赶紧补救，在上面硬把它收回来，就成了这么一个“坎”。不过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塔与人生 　　我年轻时对艺术，文学和绘画都很有兴趣。高中毕业那年，我看大学里各专业的介绍，发现有建筑学这个专业，既有艺术又有技术，很符合我的爱好，就报了。当时是6年制本科，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录取了我。在大学里，那个年代都是学苏联，我对苏联的建筑艺术很着迷，知道将来自己是要做设计的，但做什么还不知道。毕业分配也很懵懂，报了好几个志愿，最后一个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结果就给我分到这儿来了。我就在想，这广播事业局搞什么设计啊？ 　　1964年从陕西坐火车来北京，路过郑州，我看到广袤的平原，有很多高塔矗立在田野里，就是那种拉电线的铁塔。我想这些拉线塔底下肯定得有房子吧，是不是广播事业局就是做下边那些机房的？没想到实际上还真是这么个事儿。“文革”期间我没有接触什么设计，都是战备工程，在山沟里头做机房，对苏联、美国搞战略宣传。 　　后来我才了解到，广电设计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心”，就是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的房子，比如电视台之类的；另一个就是“发射”，这就是塔。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我们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彩色电视节目，不过当年我们广电总局的局级干部才能买一台彩色电视机，还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从那时起，国家对中央电视塔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我设计的第一个塔是武汉塔，第二个才是中央塔。设计武汉塔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到国外参观过，只是有人从德国带回来一本资料，德文的，里头有关于塔的内容。我们看不懂，就找国际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忙翻译，我看着翻译稿，对照着外文书上的图片，才知道塔身怎么做，塔楼怎么做，还有旋转餐厅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会转的大台子。 　　武汉塔是我们院说服当地政府来做的，开始他们只是想做个很简单的小塔，我们说你这是要建在风景区啊，搞太简单了将来观感不好。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一个钢塔，造价大概三百多万元。可实际做下来工期拖太长，中间因为没钱还停了一年多，做完用了1300万元。现在看来是非常便宜，哪个塔能一千多万建下来？可当时1300万也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一个亿吧。 　　中国建塔数量在全世界是最多的，建塔的热情也比别的国家高。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波又一波，建塔不断。武汉塔之后，陆续又有西安塔、辽宁塔、中央塔、天津塔、上海塔、南京塔等等。这些大塔建起来后，各中小城市又开始建塔，像佛山塔、大连塔、青岛塔、石家庄塔等，大部分都是200多米高的钢塔，因为比较便宜。 　　我原来做过总工程师，退休后院里返聘回来，现在主要做工程咨询工作，就是写一些工程的可研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塔的建筑设计方面，年轻人还没有跟上来，他们的着眼点也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会更多考虑一个工程能挣多少钱。中央塔方案被选用，院里给我200块钱奖金，还算是多的了，就是不给奖励，我心里头都特别高兴。 　　■建筑档案 　　中央电视塔 　　坐落于北京西三环中路航天桥附近，玉渊潭公园对面。高405米，是世界第六高塔。 　　占地15.4公顷，塔高386.5米，加避雷针总高405米，总重5万吨，是中国第三高塔，世界第六高塔，世界高塔协会成员塔，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高塔委员会成员塔。 　　■链接 　　世界1-6高塔排名： 　　1：多伦多电视塔 　　2：莫斯科电视塔 　　3：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记者手记 　　马家骏说，塔总会成为城市的标志，所以塔的造型一定要好看、耐看。但对于形式相对固定的塔式建筑来说，创新并不容易。想多玩点儿花样，办法就是增加建筑面积，但这样一来，塔可能就不成其为“塔”了。“比方说上海的金茂大厦，可以叫楼，也可以叫塔，因为它的造型很像中国的古塔。”马家骏两手比划着，“把金茂缩小了放在山顶上，不就是个塔吗？” 　　他坐在阳光洒落的窗前，笑声爽朗。“我觉得塔不是生殖崇拜，也不是某种图腾。”马家骏对塔的内涵有自己的解读。“人之所以建塔，是出于内心的本能，要趋高，趋天，要登高望远。”譬如政治上想爬高位，事业上要出人头地，是的，人往往喜欢往高处走。“所以人们才有创造力，要建塔，要冒尖。”马家骏分析得入情入理，对他来说，高处自有好风光，塔是竞争力的象征。 　　于是我们的摄影师拉他到楼顶拍照，本想能远远望见中央电视塔，正好做照片的背景，不料重叠的楼群挡住了塔身，只留一个纤细的塔尖。马家骏依旧笑容满面，他身后的北京城，耸立着许多方方正正的写字楼，泛出一片金属光泽。造了一辈子塔的马家骏，心态无限平和。 　　人物名片 　　马家骏 　　1939年生，陕西石泉人，1964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设计院顾问、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主持设计了大型广播电影电视工程十多项，如中央电视塔、湖北广播电视塔、内蒙古彩电中心、武汉市广播电视中心、海南彩电中心、甘肃广播电视中心等。其中，中央电视塔被评为北京市“九十年代十大建筑”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