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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6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城市的《清明上河图》画卷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现在所言及的街头，全然是西方标准，亦如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国外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一样；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传统街头，千百条小巷、胡同、里弄以及其中的市井生活，在推土机下轰然消失。 至于我们热衷的街头文化，竟几乎都是以所谓的全球化标准来衡量的舶来文化。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现在体面得多的街头并没有带给我们更丰盛的文化。换言之，丢失了传统、拾起了西方的中国街头，没有多少文化可言。
-传统的街头是市井
湖南省的里耶考古证实，中国在汉代时已有城市中央大道。那是一条南北向的、宽约10米的官道，从路旁的建筑遗迹来看，当时官道的两边应该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在唐代，长安更是文人墨客和万国商贾云集之地。而中国传统的街头与农耕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墟到集，从集到市，交易平台的升级也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达。
“凡有水井处，便能歌柳词。”柳永以一首《望海潮》写尽北宋城市杭州的市井繁华气象，那时的中国城市街头，既可享城市之盛，又可享自然之美。
同样繁华的市井在更迟的《清明上河图》中化为开封的影像：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大商店门前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摩肩接踵，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样样俱全。──北宋文学的发达，与街头市井文化的发达关系密切。
及到元代，作为都城的北京在1267年开始了胡同的历史，在蒙古语里，胡同是“水井”之意。若干四合院连接起胡同，6074条胡同(据1949年的统计)构成了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和市民文化。胡同深处是人家，胡同文化讲究“处街坊”，杀棋对酒会鸟友聊天。而在南方，小街、小巷、里弄构成市井，那是一种亲切、温暖、有人情味和民俗的世俗生活。
-今天的街头是东施
无数市长出国考察团取经回来之后，我们的街头变了。
“拆”，成了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国际化”，成了城市规划的主旋律。中国的城市街头，变成了“巴黎＋纽约＋伦敦＋新加坡＋洛杉矶＋……(N个国际名城)”。我们是谦逊的学习者吗？还是失去了方向的效颦的东施？从有形式无实质的街道效果来看，不幸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城市不是自然生长的城市，太依赖于强行的扩城和人工规划，完全是商业导向和利益导向，导致街道规划经常流于泛滥的某某专业一条街。高架桥又来了。当城市架空之后，人们奔驰在城市的上半身，下半身的街道却是濒于瘫痪。作家张承志恨恨地说：“仅仅为了一个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口都变成立交怪物……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80米、100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81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挤满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此外，汽车导向的、非步行化的街道设计，使逛街成为一件趋凶涉险的事情。当然，每个城市也有几条样板街，但全城人不可能都涌到样板街上来享受城市。太大的街道尺度，可观赏不可歇息的街道设置，以及时不时的安全感问题，使上街变得有负担起来。除去街头雕塑，更鲜活的街头艺术总是告缺，并处于被驱逐之列。
-街头标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头，取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是的，慢的乐趣失传了，有竞争力的公司必然是讲究速度型的公司，畅销的商品总是属于能迅速生产、运输和消费的商品。就连地产中介都在公交站台打出“我们每10分钟卖出2套房”的广告语，这时谁还在对建筑品质认真和苛求？谁还对默默无闻的、不属于新财富英雄之列的人心怀八卦？──今天，我们把自己需要的生活方式，全然交给了时尚，而时尚恰恰是最靠不住的，它的背后，商业利益的狡黠眼神无时无刻不在注目着大众。
于是我们需要的街头，是时尚的街头。即便有一天，我们发现这样的街头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并非真正属于我们并令我们享受的，我们也将回不去了。至少在现在，传统的街头被我们一锹一锹地连根拔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连同传统的闲情逸致也随之远去。文化老人汪曾祺说过：“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再见吧，胡同。”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对今天还很热衷的街头失望地说一声：再见吧，街头。
-链接4种街头
1961年，英国城市学者雅各布在《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了“街道芭蕾”(StreetBallet)的概念，用以描述城市的街头生活形态：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等。她视街道(特别是人行便道)为城市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器官”。
今天的“街道芭蕾”依旧在步行街区、小巷、胡同、里弄、广场、骑楼、天桥上演。
-广场
广场始自欧洲的市民文化传统。意大利威尼斯呈“L”字型的圣马可广场曾被拿破仑称为欧洲最大的“沙龙”。欧洲各国的广场，有的是商业中心，有的是会场，有的是军校场，有的称皇家广场，有的称共和广场，风格各异，象征城市公共生活的中枢。德国的慕尼黑和汉堡广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南各阿广场，罗马的奥布里卡广场和勒塔广场，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格兰特广场，马德里的皮拉察·马约尔广场，巴黎的孚日广场、协和广场、星式广场、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伦敦的科义特加圣广场，南锡的斯坦尼斯拉斯广场，葡萄牙里斯本的商业广场和丹麦哥本哈根的阿马林堡广场，构成了建筑和城市的奇葩，附着了政治和宗教的隐喻，承担着交通与公共生活的职能。
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成为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存在的“形象工程”，甚至出现了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清华大学孙凤岐教授说，广场被誉为城市的“客厅”，特大和大城市中心的广场有10公顷就足够，一般城市3—5公顷就够大，而小城镇有2—3公顷就可以了。现在有的县城广场面积达15—25公顷。
竞相比“大”的现象是对广场功能的误解，一个庞大的办公楼、一块大草坪，再种一些树作点缀的广场模式使中国广场缺乏亲和力。广场要攀比的是活泼精致、以人为本的空间品质，丰富多样的广场艺术，市民乐在其中、可憩可行的“街道芭蕾”，耐心地让本城特色的市民文化积淀下来。
-骑楼
在晴热多雨的南方，骑楼就是遮阳挡雨的街道；在商业发达的南方，骑楼把行人与消费拉到了最近的距离。
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骑楼，盛行于南欧、地中海，到近代才传到世界各地。现在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地还多有所见。
骑楼“占天不占地”，沿街的立面分为三段：骑楼立柱、楼层和檐口：在热带气候下，骑楼留出较大的阴影空间，在底层空间形成穿堂风，在街道两边连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因聚人气而被称之为“游廊式建筑”，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商业建筑。烈日下或下雨天，南方人极愿意在骑楼下逛街、逗留、购物、饮茶。
骑楼少了起来，人们只在记忆中存留充满南方风格、热带风格的骑楼式“街道芭蕾”。
-步行街区
步行街也是一种欧洲传统。瑞士苏黎世的班荷夫街尽管仅有800米，却是欧洲最富有的街道，云集了瑞士主要银行的总部和首饰店、香水店、皮革店、超市、咖啡店等。俄罗斯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长400多米，胜在街两侧的古建筑、沿街摆放的成千个摊点和街头乐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号称“南美百老汇”。德国斯图加特的考尼格夫街是“步行者的天堂”，啤酒屋将桌椅摆到街上，街头“艺术家”伏地以粉笔即兴创作，三三两两的“音乐家”或对唱或合奏；女郎赤脚行走，孩子们在行人中溜冰。
步行街来到中国，首先变长了，然后变宽了，然后变得太整齐和太有秩序了，然后呈现好看而不好玩的景观。但也还好啦，因为步行者的集中、消费与交往行为，足够构成虽不多元，但很热闹的“街道芭蕾”了。
-小巷、胡同与里弄
北京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部“胡同死亡史”。2003年8月就有3条胡同彻底消亡了──香饵胡同、土儿胡同和明亮胡同。
胡同的民间保卫者华新民说：“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灵魂，北京的同义词，这种城市在世界上是没有几座的。一拆掉胡同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北京的文化就没有了。北京原来像巴黎到处都是咖啡馆一样，到处都是茶馆，现在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藏在胡同深处、宅门庭院里那老北京式的宁静生活，那种京味的“街道芭蕾”，再也无法与噪音隆隆的推土机泰然相处了。
李欧梵说：威尼斯的美就在于它的小巷，而不在于大街。而上海以前也是弄堂包围大街的城市，弄堂的世界是一种内在的世界，是一个家庭的世界，茫茫人海不是在弄堂世界，而是在大街上。弄堂没有紧迫的时间感。这种海派的“街道芭蕾”，也有人不认同──余杰在《心灵独白》中写道：“顾炎武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
其实，克服了卫生状况、交通状况、路灯状况和治安状况的背街小巷，比主干道更能够呈现“街道芭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