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第一高楼与一座城市的规划争议
11月6日中午,阳光照射在杭州延安路西侧的浙大湖滨校区原“3号楼”、充满乱石与杂草的废址上,晒出某种城市的伤痛以及角斗的痕迹,这里是各种力量交织博弈的地方。这一西湖绝版地块被香港商人以24.6亿元拍入囊中。 今年1月6日,72米高的“3号楼”、“西湖第一高楼”于争议声中被炸毁。14年前,它于限高争议中拔地而起。今天一座公布的设计规划高达85米的新的西湖第一高楼将兴建于原址上。尽管杭州市规划部门表示,85米高楼的规划还未最终审批。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新的西湖第一高楼随时都有可能开建——规划是业已通过的数个方案中的最优者。 犹记得爆破的那个清晨,居民倾城而动,72米高楼连同城市的记忆绝尘而去。石片飞到延安路东侧一家商业银行的玻璃上,保安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不禁哑然,神情复杂。 二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专家最早给予“风景疗养城市”定位开始,西湖在规划方面的一些创伤是多重和反复的。 现实困扰关爱她的人们。这座城市所有的发展一度以西湖始又以西湖终。我们看到,政府试图将发展的中心引向钱塘江时代,但西湖作为历史符号式的情感诉求仍无法脱离,注定西湖仍将继续承载商业时代下的发展需求。 政府部门不断寄希望通过“纠偏”来保护西湖。这是浩繁的系统工程。 在文化名城的保护方面,保护与利用、还原历史与重建新城、发展赚钱的经济与发展垫钱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直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内心困兽。即使最近几年开展的“还湖于民”、“西湖西进”、“城市东扩”都无法掩饰西湖已留下的某些遗产式的伤痕。 最为深远的一次纠偏——西湖拆违,发生在上个世纪末。西湖向来是望族名门的栖身之地,拆围困难之大,不亚愚公移山。 与此呼应的是,市政道路为上塘路一棵百年古树让道;在旧城改造中,孩儿巷98号命脉得存;清河坊历史文脉原始保存;通过相应的保护条例,确认杭城50年以上的建筑都被列为了保护对象,等等。 至少,这些在情感沟通上的表象,可以见证在商业驱动之下的政府保护西湖和古城的某种决心。 在经历着扩建、违建、拆违、保护的一系列过程中,杭州市民的公共管理参与意识被不断地唤起。 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西湖拆围”行动,可视为杭州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其以民意为出发点,又以民意为归结,掀起民意的一个高潮,正是民意的压力之下,一处处难啃的骨头慢慢“消失”。 1981年版的杭州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求,离西湖最近的,湖滨路以东、延安路以西,建筑物的高度限制是3到5层,延安路以东、浣纱路以西,高度限制是8层。 我们试图作这样的解读,如果事情仅仅止于年初72米的西湖第一高楼被炸,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对制度和规则的一次救赎,是对民意的一次久违的尊重。 我们看到,此次85米高楼的规划展示中,持反对意见者众,民意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这对于施政者又将是一次智慧考验。我们并不是悲观主义者,公众的不同意见,使得再建西湖第一高楼的“完美的规划”将有可能以不完美的方式收场,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开建的步伐。 “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相撞并沉没后,于是出现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该制度严格规定每条船都必须装备24小时监听的无线通信装置。90多年过去了,虽然人类也发生过其他海难,但再也没有发生过轮船与冰山相撞并沉没的事件。”这是一则常被商业界提起的有关规则与制度的故事。 在众多的城市却在反方向上行进着,当推翻规划成为一种常态,远非个案而成为一系统性的问题时,这是危险的。 即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把公民参与、民主规划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认为“无论是保证城乡规划的科学性,还是保证规划实施的严肃性、权威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对于民意及制度的尊重是施政方式的质变,公共管理参与意识扩张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我们应有理由期待,杭州有关部门一定会拿出一份完善的答卷,规划审批部门会有足够的机智和原则,在必要的时候对此作出说明。 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存有疑问的是,西湖规划保护应回到哪一个原点,对于西湖而言才是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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