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设立5个镇级市 房价飙涨引质疑

3月的温州，尚有些微凉。“镇级市”，这个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让这个城市迅速“升温”。一同“热”起来的还有房价。龙港镇居民说，“镇级市”一词出现后，原本每平米1.2万元的商品房骤然涨至1.6万元。一时间，“作秀”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这只是一个概念，具体还是强镇扩权的改革，此‘市’非彼‘市’。”3月22日，温州市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邹向阳显得有点无奈。他未曾想到一个已经研究一年的改革方案，会因为一个“新名词”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这个‘市’不是行政级别的改变，而是以镇的属级建设小型城市。”邹向阳说，现代化小城市才是“镇级市”的真正含义。

目标是建小型城市

凡是可以下放到强镇管理、审批的经济社会事务原则上都要下放

“镇级市”首次见诸于媒体是今年2月。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2月22日的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把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龙港镇这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

两会期间，邵又提出建设“镇级市”要下放权力、做好规划，将按照中小城市的目标，规划、建设、管理。

其实，“镇级市”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功。去年2月至3月，温州市发改委就开始进行课题研究；6月29日，温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发文确定了5个试点镇；此后半年，5个试点镇的方案经过不断研究和审批，目前已全部完成。

“市里只是给指导意见，试点方案具体由两级政府沟通确定。”邹向阳说，市级希望凡是可以下放到强镇管理、审批的经济社会事务，原则上都要下放到强镇。

按照早前的思路，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工作平台、理顺管理体制三大块内容，而方式主要是通过县（市）级职能部门向驻镇的派出机构“授权”。同时，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也将“升级”，试点镇的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

温州市一名官员表示，这种放权，并未触及体制框架本身，只是机制的变通。“升级一把手，也是为了让镇干部在协调工作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小马已拉不动大车”

目前强镇的城市建设、机构设置已严重跟不上社会发展规模

在苍南县龙港镇，“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横幅沿着街边一路展开。与城市一样高耸的写字楼，拥有高档外立面的商品房，GUCCI等知名品牌的卖场，浙商银行、浙江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此设立分行，拥有“金融一条街”，俨然一幅小城市的面貌。

与之不相称的是，坑坑洼洼的路面、除去沿街停车位只剩下两车道的主干道、一幢挨一幢的宅基房、及布满水坑，异常不平整的巷道。

这绝不仅是龙港镇的“特点”，同为试点镇的柳市镇亦有同样问题。当地宣传部门人士说，作为“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常有物流货车进出，因道路狭窄，有时货车连掉头都困难。

此外，缺乏执法权的镇级城镇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也常力不从心。“打击一处违章建筑，要去县里找好几个部门协调，几天下来，一处打击完了，别处又都建起来了。”鳌江镇党镇办副主任陈振国无奈地说。

龙港镇党委书记林万乐说，这是“小马拉大车”已经到了难以拉动的地步。“龙港镇有近30万常住人口，汽车3万辆，但在编交警仅22人，真正能上路的仅有6到8人，只能招收80多名协警。”

林将此归结为原有的行政体制与社会现状不能完全适应。简而言之就是，强镇的城市建设、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核定已严重跟不上当地社会发展规模。

县与镇之间的博弈

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产生“矛盾”。据说曾有镇书记与县级领导在谈判过程中“拍桌子”

向上争取放权便成为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也意味着，一场“博弈”在县镇两级政府之间就此展开。

放权的空间，要看各县（市）与试点镇的“博弈”。知情人士说，5个试点镇的方案均经过多番谈判。

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产生“矛盾”。据说，曾有镇党委书记与县级领导在谈判过程中“拍桌子”。

据了解，龙港镇向苍南县上报了88项期望下放的权力，多轮协商后下放了49项。

“希望更多的社会管理权力能下放到镇。”林万乐说，这些权力包括土地规划、行政审批、社会事业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