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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引发的讨论一直从未间断。由于大家在基本概念上的差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同。
中国未来将有６个都市连绵带
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最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带的形式。因此，在我国目前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带。
我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教授认为，除了珠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京津唐都市带和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外，我国在不久的未来将形成另外三个比较成熟的都市连绵带，即辽中南地区（沈阳－大连）都市带、山东半岛（济南－青岛－烟台）都市带和福建沿海地区（福州－泉州－厦门）都市带。
如果我们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框架下，将大都市区及都市连绵带作为城镇化地区来分析，并借鉴美国的大都市统计区概念的话，估计我国目前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４５％左右，而不是国家公布的３９％（２００２年底数据）。周一星教授预计，今后每年还能增长近１个百分点。那么，我国到２０２０年时的实际城市化水平应该会在６０％左右。
为了推进我国以都市区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参考相关国际经验，针对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必亮提出，对于跨省、市界范围所形成的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带而言，应该设立一个类似于“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管理委员会”的机构统一协调、管理都市区的各项事务，以便减少行政摩擦，提高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的运作效率。环渤海地区之所以长期以来都不能形成一个类似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带那样的成熟都市连绵带，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大区的行政管理协调的效率比较低。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内部与外部的经济、社会联系，特别是要加强道路交通建设，进一步改善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其整体竞争力。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正在实施的“一小时交通圈”计划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即将实施的“三小时交通圈”方案在这方面为别的大都市区及都市连绵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此基础上，从各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所具备的不同自然、市场、人力资源等具体条件出发，建立起各自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比如说珠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已初步建成世界级的电子加工基地；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则在金融服务、汽车制造方面在全国独占优势等。
区域一体化发展才是真正的城镇化
胡必亮近日指出，我国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模式）必须包含这样两个内容：一是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统一起来；二是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体系。这种新的城市化模式称为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的、单纯强调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工业化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早期大规模、集中发展的工业化要求发展集中程度高的大城市；后期工业的分散、服务业的崛起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使城市化更多地表现出分散的特征。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已经开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城市化模式，而应该努力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城镇化道路。所以在实践上，我们要大力发展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使用“城镇化”概念更合适一些。我国更应该超越传统城市化道路而走出一条新型的、以城乡区域之间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
他认为，这种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更能反映现实经济社会空间发展变化，这种新型城镇化道路应是人类社会逐步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城市化道路。它的含义在于：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单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最终将相当部分从传统意义上讲不属于城市因素的资源包括进来了；而且城与城之间通过高速公路走廊，有效地相互连接起来了；城市与附近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城乡相互通勤的现象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单一城市与周围的城市以及与它们相近的小镇及乡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产生各种互动关系，最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区域发展体。
那么，根据这种理论，就需要将这样一个“区域一体化”概念纳入到城市化框架中来理解。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区域是一个以城市为主导、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的影响力范围为边界的区域，且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动、产业结构、文化特征等都是由这个区域中的主要城市所决定的。
选择这样一条城镇化道路，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将这样一个区域的整体力量发挥出来，而不仅仅是促进其中的城市的发展。它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这个区域中主导城市对整个区域在整体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基础设施布局等诸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求我们建立区域范围内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城镇体系，做到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在本区域范围内合理布局，进而使其区域整体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促进区域范围内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在推进这样一种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大小，而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也就是说，“联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与“规模”相比，“联系”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内在变量。“联系”就是这种新的城镇化模式之区别于传统城市化模式的最根本要素。
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主要解决的不是城市建设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问题，而首先是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城镇土地升值是其发展动力
市区道路、桥梁、广场和绿地等非经营性的城镇设施，虽然其自身没有任何经营收入，没有直接财务效益，但它们是城市发展所必须的，可使城镇土地升值。考虑土地升值因素，这类非经营性城镇设施的真正经济效益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一本万利。地铁、收费公园等准经营性的和自来水、供气、供热系统等经营性城镇设施，自选商场、百货大楼等商业设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设施、图书馆和剧院影院电视等文化设施、运动场和游泳馆等体育设施、医院和健身房等医疗卫生保健设施等，都对城镇土地的升值起着推动作用。
在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相对较小的日本，土地升值表现得十分明显。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９年的３４年间，日本土地升值高达１８０。２倍，远远高于住宅、其它建筑物和机械设备等可再生产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地产在有形资产总额中的比重，由１９５５年的３６。３％上升到１９８９年的６７。８％。在我国人口迅速集中、快速发展着的城市，土地供需情况与整个日本国的情况类似。因而，类似于日本国的土地升值现象，必然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中出现。
依据这一趋势，从长远来看，土地无疑是城镇的最大资产。羊毛出在羊身上。价值巨大的地产，既是城镇化的产物，又是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投入城镇建设的资金，除了通过设施经营直接回收和通过增加城镇税收间接回收的部分之外，其余部分都应当从城镇土地升值中取得补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