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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富得流油。这个二十年前由一个条凳市场发展起来的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城，成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变迁的杰出典范。
20世纪90年代，小商品城宾王市场的改扩建使位于稠城镇的赵宅村一夜之间变成城市。土地的大幅升值，抬高的房屋租金使赵宅村大部分村民迅即致富。
然而，富起来的村民却并不平衡。建房用地的分配不公，村干部的所作所为最终把村民逼上了告状路。在九个多月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村民代表于今年“两会”期间来到本报，除向记者反映有关问题外，重点想寻求村级组织谁来监管、土地流转的政策依据以及谁有权支配土地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答案。
为适应义乌小商品城的开发建设，赵宅村于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旧村改造，全村所有的土地除被政府征用外，其余的留给村民建房用。失去了土地的村民就靠村里分配的房基地建房出租获取收益。而据村民代表反映，在村民建房用地的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村干部及与其关系近的人多批多占。仅村长一人就建有三栋六层楼，占地面积近500平米，建筑面积3000平米，价值近千万元。而其他弱势家庭只有近百平米的面积，悬殊巨大。市里一些部门的头头脑脑也在村里建了房。村民还反映，村财务极为混乱，所谓账务公开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该村支书、村长由一个人兼。
最让村民不解的是，他们在上访的过程中，竟找不到哪个部门管这事。反贪局的回答是：我们只管公务员，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不归反贪局管。市政府让找镇政府，而镇政府却多是推委。最后，还是在市政府及市纪检委有关领导的过问下才组成工作组着手调查。
记者于3月9日前往义乌，在赵宅村暗访时，指着几处豪宅问邻居是谁家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据义乌市审计师事务所于1998年针对赵宅村财务收支情况所作的《审计报告》称：“该村资金管理薄弱，多头开户，会计、出纳记账不及时，某些重大事项未经两委商量决定”。并认定“违反会计法规，利息收入白条入账”。经核对，“1997年12月31日止，该村现金日记账余额比会计账现金余额少了429991.48元”。并有“2本收款收据存根未提供”。审计发现该村“文书档案保管不齐全，村两委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无会议记录，部分费用开支未经会计人员审核直接支付”。可见，村民反映的账务混乱问题并非无中生有。1998年就审计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未给村民一个彻底交代，会计还是那个会计，村长还是那个村长。市纪检委、检察院有关领导对记者说，赵宅村的问题正在查，稠城镇某副书记说下个礼拜就公布每户批建房面积。一周后，村民给记者打电话说那个公布结果根本看不明白，只有上报面积、批准面积，而没有实际建筑面积，不能说服村民，至于其他问题仍没有结论。
应该说，义乌小商品城二十年的发展是惊人的，有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赵宅村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城郊结合部的土地支配问题、村级组织的监管问题一直是我们政策和法律的盲区。不仅义乌存在，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认为：村民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和健全的土地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没有一个健全的、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对于能不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民主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有直接联系的。在农村，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尤其城郊结合部。而在大多数地方，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有非常大的权力，他决定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变更、管理以及土地收益的提取、使用等，这些权力非常大，又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督，而且过程也不够公开，这就会引起比较多的经济纠纷。
曾在浙江搞过多次土地流转调查的陈锡文认为，村民委员会不单单是个章程、程序上的问题，而在于它的组织职能。而村级组织对农村财产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其自身运行的成本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规范。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村民自治组织要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是比较困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