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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筑学会11月17日举办的“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和建设”专家论证会上，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十余位院士和国内建筑界的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审视和评价当今世界上摩天大楼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用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话说，这是国内建筑界在纽约世贸被毁事件之后首次聚首并发出声音。专家们认为，“9 11”事件后，超高层建筑不是不能建，而是适度，因地制宜，要科学决策，避免盲目攀比。
■超高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带动了建筑技术的发展
张开济大师认为，高层建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使建高层成为必然。其二，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钢结构等的运用使建高层成为可能。但高层建筑不适合发展，把高层建筑看成城市发展的标志是错误的，特别是还要互相竞争，高层建筑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成绩，但高层建筑并不代表城市的发展方向。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顾问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可明认为，超高层建筑是人文科学与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是一个载体。“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超高层建筑是离不开的；城市的标志总是要超高层建筑，特别是作为景点，比如上海的金贸大厦的观光收入是很高的。”
在施工技术领域，如没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几幢高层建筑打下的技术基础，而由国内施工人员自己在三年时间把金贸大厦建起来，并得到国内外的好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有些施工技术并不比我们先进，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工地，我们在研究，在发展。因此，超高层建筑能推动建筑技术的发展。
从美国来看，建高层建筑带动了美国的建筑业的大发展，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使美国的设计、施工、建材等相关产业走在世界前列。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程懋堃认为，超高层建筑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现在国内竞相建超高层建筑，比高矮，我不赞成用‘攀比’这个带贬义的词，高度竞争有什么不好，你盖得起，收入有回报，别人不用干涉。”
■超高层建筑竞相“比高”，不但意义不大，还可能是包袱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90年代以来，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异常活跃，高度领先的周期越来越短，竞相比高。超高层的区域从美国转到了亚洲，世界排名最高的前8名中，亚洲占了5组，这一现象值得反思。“是什么在支撑搞超高层建筑，我认为至少有四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技术因素；三是功能因素，即需求；四是价值观因素，即显示身份，树立形象，表现自己财富、能力、技术水平等。”
“现在世界上高层建筑‘比高’是不可取的，金贸大厦为88层，世界上最高的为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塔建筑，为452米。韩国想盖一幢比它高几米的楼，上海本来也准备建一座459米的高楼，中国台湾想建更高的。你建世界上最高的，别人会很快超过你，这没什么意思。”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吴元炜说，我们在超高层建筑上有很多误区，过去认为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已不是了。弄不好还是一个包袱。
这里有一个规则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超高层建筑，应有人来定个规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做了高层建筑规范，但并不是超高层建筑的，超高层建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首规委委员柯焕章认为，“9 11”事件的反思，不应仅仅局限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安全方面，对我们建设状况进行全面反思很有必要，尤其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设计规范。
超高层建筑存在许多问题，存在结构安全、造价、消防、交通、生态卫生、小气候环境、心理感受、能源消耗、运行费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大量建超高层建筑是不利的。
中国消防协会建筑防火委员会主任钱建民认为，超高层建筑存在很多安全风险：火灾隐患，超高层的装修材料大量采用可燃性材料；火灾蔓延，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不仅迅猛，而且蔓延快；人员疏散困难；消防救援难度大，登高困难，很难接近着火区域。
高层建筑扑灭火灾，一定要依靠内部的消防设施。超高层建筑更是如此，飞机也只能用于救援而不能灭火，灭火设施用水量特别大，尤其是超高层建筑，难度更大。
目前，我国的消防灭火最大举高是54米，国际上是70米。防火材料耐火性能高的钢结构材料，特别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较少。技术要创新，钢结构保护层也要有所发展，特别是涂料，是不是阻燃上要进一步重视。
■专家建议，一定要限制超高层建筑的数量和发展，制定一些针对超高层建筑的政策法规，从总体规划的高度来考虑
同济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戴复东认为：“不要把‘9 11’与超高层建筑画等号，否则比较难办。生活上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与可能的结合，人的需要没有止境，可能也会不断进步，有需要，永远有可能实现。超高层肯定要搞，这里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否高层建筑就代表现代化，很多人这样理解，而且相当热衷。”
“第二个误区，利益驱动，短期行为，往往越建越高，如北京，建这么多高层建筑，城市形态好吗？当时政府同意建高层，本意是多增加绿地，改善环境，可结果是绿地不多，高楼不少。”
东南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吕志涛认为，高楼要限制高度为350米，超过350米没有节约用地的意义，产生弊病越来越多。像世贸中心据报道80米以上难出租，因为高层会有人为的紧张和摇摆。材料方面，用钢筋混凝土比较好。
如用混凝土可以延迟倒塌时间。
■专家认为，一方面，飞机撞击这种可能性在设计中不要考虑，另一方面，结构安全方面有很多的隐患，如抗震、抗风等隐患需要在设计中考虑周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锡元说，“9 11”事件后，美国土木工程界非常重视。美国国家地震中心正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人为的灾害、突发地震的灾害要综合考虑。我国的超高层建筑发展很快，但我们的研究、技术储备很不够，投入也不够。观察、检测更不够。
专家认为，在我国的规范中，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最大适用高度在7度地震区是180米，而我们实际建造的已达到420米，将要达到的是460米，超过了这么多。结合“9 11”事件，我们应做一些思考，用内筒混凝土结构比钢结构对付突然灾害可能好一点，但采用的高强混凝土的耐火性能比钢结构好不了多少，它在高温下爆裂剥落更厉害。而它的抗震性能到底怎样，在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而认为这种体系适合中国国情，也比较经济，并且超过规范高度许多，这样做是否合适，应开展这个课题的研究。
■对高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仅仅从建筑技术来考虑，应从防灾方面考虑。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防灾预案，很难对付重大灾难
现在我们的设计院没时间做研究，而研究院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专家们呼吁加强有关方面的研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全国设计大师崔恺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他说，技术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性，如克隆、IT产业等，存在很多隐患，我不主张把技术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依据。
对“9 11”事件，应更多的从社会角度、如何防止灾难的角度来看。
■多数专家认为，高层、超高层建筑还是要建，关键是要建得适当、合理、科学，更要加强方案审查
超高层建筑今后还建不建，怎样建？大多数专家认为，超高层建筑还是要搞的，关键是要搞得适当，决策者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从城市的整体来把握规划和建筑。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规范，特别是强制性规范。开发商要克服浮躁心理。建筑界要树立社会责任感受，在设计中更多地要坚持经济、实用、美观，做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规划和建筑设计。
程懋堃认为，中国必须建高层建筑。“中国人多地少，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只能走新加坡、中国香港的路子，北京学巴黎、华盛顿是学不起的。华盛顿的人口只有80多万，巴黎的人口是负增长，它们的住宅问题早就解决了。
土地是最宝贵的、不能再生的资源，都在批评高层建筑浪费能源、不舒服、消防、污染等问题，这些批评都是有正确的地方。但不盖高层，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居住问题吗？“
柯焕章认为，应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慎重考虑高层、超高层的问题。其一，政府应冷静思考、客观对待，不要片面地追求标志性建筑。其二，不要受某些开发商所左右，盲目建设高层建筑。
专家指出，“9 11”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选点上不适宜在政府的中心地区，不能挨着我国的政权中心，也不适宜靠近文物，也不宜在军事中心。所以，建造时既要解决交通问题，又要避开权力、军事、交通动脉地区。
专家建议，要加强方案的决策科学化。超高层建筑该盖的还是盖，但应考虑怎样更合理、更节约投资、更安全。现在决定方案时，却缺乏这方面的考虑。
■无论建造多高，可持续发展是共同方向
进入21世纪，我们的城市、建筑、人居环境发展趋势是什么？是不是城市越推越大，建筑越建越高？宋春华说：“实际并非如此，从全球来看，更多的还是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城市发展有几个趋势：追求舒适、安全、便捷和健康；从城市建筑讲，我不主张超强度集中，应有分散，让人更多地融入自然。从建筑讲，我也不主张过分向高度发展，应考虑适度的高度，特别要考虑开发地下空间。我们不能就技术认技术，还有很多社会、生活的问题；建筑不能越来越人工化，应该是更多地与环境共生，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的、天然的、清洁的资源。越人工化，越脆弱；城市建筑不是越高越具有标志性，应该在造型上做文章。”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不再追求世界第一高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全国设计大师何玉如介绍了北京的500米大楼建不建的问题。他说：“我们给国际奥委会的方案中，在北中轴线北端有2幢520米的高楼。当时就有争议，”9 11“事件后，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不建那么高了，建300米左右的建筑。我们后来又做了方案推敲，300米也不提了，完全从用地实际需要考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