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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周牧之博士率领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频繁奔波于日本、中国之间。该团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北东亚地区研究中心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主要参与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对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大规模系统调查，探讨中国城市化战略及相关政策等问题。
与此同时，周牧之还主持参与了“中国乡村城市化综合开发计划”、“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开发参考指南制定”、“吉林省地区综合开发计划”、“中国循环型环境模范城市建设”等多项中日两国政府合作的大型调查项目。
两年的调查研究，使他深感中国不能再忽视城市化问题。他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工业属于城市经济，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文明演变过程。”
《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一书虽然是他们这两年调查、研究的成果，但其中的许多章节都对渴望尽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很有启迪。中国的城市化之路的确漫长而曲折。
1949至1978年30年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以农补工的形式。这使当时的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而且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生活。因此，政府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并通过户籍管理限制城市移民。
周牧之指出：“可以说，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走的是一条逆城市化的道路。这种思路在政策制度上人为地把人口分割成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使他们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和迁移的权益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依然缓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制度化造成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背景下，中国仅仅推行了以农民“离农不离乡”为目的的农村工业化，即兴办乡镇企业。事实上，工业经济属于城市经济，远离城市圈将导致农村工业化的粗放型发展及乡镇企业的凋零，也同时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急速加剧。
周牧之认为：“中国要想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竞争中获胜，促使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放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
他举例说，乡镇企业使一部分农村富裕起来，但却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模式，农村依然缺乏配套的生活基础设施，缺乏城市丰富的服务功能。这样，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等却没有相应得到提高。
显然，城市化究其根本是改变人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农村人进城，也不是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或遍及全国的小城镇开发，更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县变市、乡变镇。
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已经得到过许多教训。有的地方拆古城建新城，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有的地方随意建开发区，有的地方利用户籍制度限制外来民工。这些城市的管理者完全不懂现代城市建设需要怎样规划、管理、建设。
在两年多的调研中，周牧之与他的合作者注意到，中国专家、官员争论最多的是：中国向城市化的迈进究竟是选择大城市模式，还是选择中小城市模式。
在欧洲，特别是中部欧洲，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产业革命的先发国家走的便是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而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倾向于走大城市模式。
周牧之认为，中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提供最高效益的环境，“因此，从发展效益的角度来讲，中国需要选择以大城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
最近，宁波、石家庄等城市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周肯定了这些城市从政策、制度上着手，为城市化发展率先扫清人为障碍的做法。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不能忽视城市化、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呼吁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市长协会及许多中小城市的响应。
周牧之指出：“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如何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如何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激烈的国际竞争，获得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