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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始祖”在哪里？
1936年，距今5000年的余杭良渚文化出土；1959年，距今6000年的嘉兴马家浜文化现世；1973年，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掘，更寻到了7000年前的历史，当时有人断言，河姆渡是江南新石器文明的“根”。
然而就在几天前，杭州萧山传来消息，跨湖桥遗址文物经碳14反复严格测试，确定其年代上限距今8000年，是长江下游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8000年前！“江南祖先”由此再上溯千年，江南文明史从此又改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见证的当时彩陶、骨针等制作工艺，居然超过了1000年后的河姆渡文化水平！谁见过“长江前浪推后浪”？专家啧啧称奇的同时，举起了放大镜，目光炯炯放异彩……
“始祖”再世惊后代
“跨湖桥遗址是个‘聚宝盆’，河姆渡有的，这里都有，河姆渡没的，这里也都有。”考古队负责人王屹峰说起跨湖桥遗址来，如数家珍。跨湖桥地处沼泽，从清代开始，当地即有人取泥制砖，坑越挖越深，离新石器遗址也越来越近。1973年，跨湖桥砖厂挖土时曾发现大批史前陶片，却因“阶级斗争”风暴骤起，取泥照旧，制砖照旧，眼睁睁看着大片的新石器遗迹毁于一旦。斗转星移，去年5月，浙江省考古所、萧山博物馆联合组成跨湖桥遗址考古队，终于唤醒沉睡8000年的“江南始祖”。
结果让人惊呆了！大批彩陶残片出土，仅复原的就有150多件，数量上远远超过河姆渡遗址，而且陶器壁层匀薄，造型圆润，显然使用了慢轮制陶，而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制陶，则是百分之百的手工制作。不仅如此，遗址中还发现了黑陶器皿，制作黑陶需要较高的窑温，技术难度大，在河姆渡文化中未曾发现，而因黑陶而著称的良渚文化，比跨湖桥晚了整整3000年。
令河姆渡文化名声大噪的稻谷、骨耜（农具），在跨湖桥遗址都有出土，这不但将长江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提前了千年，而且证明江南先祖当时已经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耜耕农业时期。遗址中发现一枚骨针，最大直径2毫米，针孔直径更小于1毫米。缘何巧夺天工？采用双面钻孔技术，较之河姆渡文化的单面钻孔，自然技高一筹。更令人叫绝的是，跨湖桥还出土了三孔和单孔骨哨，难道悠扬的乐声早在8000年前已然在此响起？
天工化物，跨湖桥遗址深藏于古湖泊底，虽历经8000年，却因淤泥覆盖厚达5米，绝对的隔氧，使文物得以很好保存。部分木器出土时，色泽光亮，如同崭新，只可惜技术“瓶颈”限制，不消半日，就严重碳化，变成“墨墨黑”一坨。
江南始祖怎能在如此早的年代，创造如此先进的文明？千古谜，无人解。
横空出世“独孤人”
跨湖桥缘何先进是谜，跨湖桥的“身世家谱”也是谜。据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黄宣佩先生考证，无论是陶器的器形、装饰，还是骨耜样式，跨湖桥遗址都与附近各新石器遗址风格迥异，在文化“血缘”上没有彼此影响的痕迹，莫非它真是横空出世“独孤人”？黄宣佩先生解释说，过去考古界一直认为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两支，即河姆渡文化体系和马家浜—良渚文化体系，但现在看来，跨湖桥遗址应是一支单独的文化类型，是“第三力量”。那么，还有没有未知的“第四力量”、“第五力量”？江南文明起源决非以前认识的那般简单，很可能有多个源流谱系，这为探究“江南先祖之源”开辟了全新视角。
一谜未解一谜又生。跨湖桥遗址与“邻居”丝毫不“沾亲带故”，却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颇多相似，甚至有专家大胆猜测，“江南先祖”是偶然乘筏驾船，顺江而下至此。考古史上，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第一次与长江中游直接联系，“江南寻祖”的探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
江南文明缘何沉寂
“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较之黄河流域，文化更先进，技术更发达，考古界早有定论，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考古队负责人王屹峰的一席话，让记者糊涂了：既然如此，为何进入青铜时代，反倒是黄河流域率先孕育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叶书宗教授解释说，江南地区河网密布，雨量丰沛，自然条件适宜种植可口的稻谷，而相对干旱的黄河流域种植的是粟米，据历史考证，在当时生产条件下，粟米的产量高于稻谷，足够的粮食是人口繁衍增殖的必备前提。正因为有了相当规模的人口数量，加速了黄河流域的发展，所以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诞生在黄河流域，而曾在新石器时代领先的“江南”，在进入青铜时代，落后了，沉寂了。江南的再次繁荣，则是源于魏晋、唐末、南宋三次躲避战乱的大规模人口南迁。
不可否认的是，江南先祖，我们的先祖，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创造了极其绚烂的文化。
史前神州人多少
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在地理上如此相近，却毫无“血缘”关系，奇怪吗？
跨湖桥考古队负责人王屹峰认为，新石器时代地广人稀，自给自足相对容易，加之工具落后，所以人类的活动半径非常小，往往一条河流、一座山脉，就让近在咫尺的原始部落“如隔三界”。那么，“地广人稀”稀到何种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江南先祖究竟有多少？史前的中国大地上人口又有多少？
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见于西晋《通典》中，称4000多年前的夏禹时，中国共有人口1350万。尽管不少专家认为这一数字并不可靠，但美籍华裔人口学家段纪宪却有独特的“不可知人口数量倒推法”：史学界公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准确的人口普查开展于公元2年，当时全国人口为5960万，以此为逻辑原点，以世界每百年人口增长率约6.6％（适用5000年前—2000年前）为推理参数，倒推出夏禹时的中国人口应为1500万左右，与古籍所载1350万人比较接近，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8000年前“跨湖桥”所处时代的人口，实在是不得而知。
不过，记者也在专业书上见过“胆大包天”的推测，“8000年前，神州人口总数应在300万上下”，“100万年前进入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约1万”……你信吗？
江南问祖，留下了惊诧留下了问。正是人类无数次的“问”，才有了科学探究不竭的源泉。
江南问祖，“跨湖桥”何尝不是我们破谜解“问”的又一把钥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