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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建筑、交通等领域干了大量又苦又累的活却经常得不到工钱，是什么原因所致？记者根据连日来的采访及部分律师帮讨薪的经历，发现投资商、农民工自身、有关部门都存在责任。
工程层层转包是祸首
本报前两日报道过的喻春根等小包工头和熊传龙等百余农民工被欠薪的案例显示出，投资商经常将工程层层转包，而承接工程的建筑公司又几乎全是没有施工队的建筑公司，比如“洪兴装饰”和“丰城公司”。投资商将工程交给所谓的建筑公司承建，建筑公司再通过包工包料的形式将工程转包给某个施工队，施工队再将部分工种如木工、泥工、钢筋工等继续分包给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再带领一批并不固定的农民工进入工地做工。这样，整个建筑工程便完成了层层转包。
熊传龙等农民工申诉：刚开工时，我们的工资总能准时发下来，等获取了我们的信任后，一层一层的包工头便拿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敷衍我们，要求延期支付工资并信誓旦旦。等到工程竣工，他们便翻脸不认人。
本报义务律师何竞远点评：根据我这3年代理农民工讨薪的经验来看，在我省的建筑领域，房地产公司表面上是将工程转包给建筑公司，实际上经常和建筑公司相互串通，并形成共同利益体。在建筑公司又层层转包、多层管理费用流失的情况下，资金上面一出现问题，最终的受害者便是农民工了，当然也不排除投资商“钻空子”，主观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况。
证据不足维权难
在本报接待的众多欠薪案例中，不少农民工在向记者或有关部门投诉时，往往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简单的工资条都没有，只有自己做了多少个工、总共多少工钱没领的纸条，难有法律效力。
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有掌握财权的包工头私人签字，但农民工往往对其家庭住址、实际姓名完全不知，一旦这样的大包工头因为资金短缺逃逸或者有意携款逃跑，农民工便不知所措。
喻春根等农民工申诉：当我们逐级往上追讨工钱时，突然发现叶平这个包工包料的总包工头不见了，听说去了深圳，虽然他也有难处，但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若不是因缘巧合找到了他，我们连官司也打不成，工钱更是没可能拿回来。
本报义务律师何竞远点评：农民工讨薪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难维权的情况大量存在着。当找不到包工头时，农民工可以直接通过投资商找到第一承包人，然后逐级往下找，以理清法律关系。农民工也有权在找不到包工头时要求投资商将工资直接支付给他们。
政府“门难进脸难看”
在媒体的大量宣传下，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逐年提高，也知道工资被欠应该找劳动监察、建委等具体部门。事实上，我省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恶意欠薪的严厉措施，重罚欠薪单位、扣押资产、取消建筑工程资质等，省市有关部门也每年都会组织讨薪队伍帮助农民工讨工钱，各地还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清欠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但个别部门“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还存在着，个别部门对农民工的接待也是敷衍了事。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农民工讨薪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的讨薪难度。
喻春根等农民工申诉：12月27日下午2时30分，我们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西湖区政府3楼的西湖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洪兴装饰”是该局的管辖范围，没想到我们被一个工作人员挡住了，门都进不去，真是伤心。
本报义务律师何竞远点评：按照有关法规，劳动保障部门有责任帮助农民工查处投资商的欠薪行为。当农民工遭遇有关部门故意不作为时，可发起行政诉讼，状告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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