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一顶“安全帽”

城市的建设哪里没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衣服脏/口音土/但我们的手不笨/我们能盖出漂亮的高楼/我们能修成宽广的马路

已经两个月了，张劼颖、梁自存、张慧鹏以及他们的同学还没有等到深圳市领导的回信，仿佛那些农民工没有等到劳动合同。

“之所以给深圳市领导写信，从实践的角度，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北大社会学系的张劼颖说。

这封信的集体作者来自北大、清华“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这个调查小组里的许多同学是一个名为“安全帽”的学生组织成员，他们来自北京的各所高校，平时的活动是关爱建筑工人。

症结何在？

27岁的张慧鹏来自河北农村，他知道农村有多苦。“从小想着要摆脱那种环境，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能一直读到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张慧鹏本科阶段是在秦皇岛的一所大学就读，学的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但这并不能解答他的众多疑惑，校园生活也不能消弭他的“孤独感”。考入北大社会学系之后，他觉得终于找到一些人可以谈国家社会了。

2008年初，为了做关于农民工的课题，他进入了建筑工地。

“第一次进工地的时候挺震撼的。”张慧鹏说,“我是从农村读小学一直这么上来的，前方是一个个独木桥，你只能把一个个同学给挤下去，假如我没有继续升学的话，我就会是这座城市里农民工的一员。”

到了2008年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开始向包工头要他们的工资了。因为他们得回老家收麦子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他们拿不到工钱。跟着包工头老乡在干活。包工头说没钱，年底再给你。”张慧鹏说，“白条都没有。”

工人们能在工地上干活，靠的都是老乡关系，没有契约，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上都没有劳动合同，靠的是老乡的良心。“觉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吧，想着是老乡。”

到了年底往往不是这样，给的钱往往少于约定好的数目，有的干脆就不给了。“有工人跟我说，到包工头家要钱的时候，旁边站着几个人，给多少就拿多少。”梁自存说。

“一些包工头也有苦衷，因为他们手上也没钱。”张劼颖说。

在两年多对全国多个城市建筑业的调查中，同学们发现，用人单位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此情况下，这一认定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劳动关系的认定直接关乎工人合法劳动权益的保障与维护。这就是工地上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劳动合同关系的缺失。

在同学们看来，从法律上讲，劳动行政部门在整个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是1995年的《劳动法》，还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

黯淡生活的偶尔光亮

“安全帽”替工人维权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是北京马连洼工人猝死事件。

57岁的农民工潘志源在马连洼“西山华府”工地上猝死。工地原本只赔了2万元。“安全帽”和工人们要求更合理的赔款，最后将赔款提高到6.4万元。“这其实也很少，正常的赔付其实可以达到20万。”张慧鹏说。

但这6.4万元已经让工地很气愤了。工地觉得这些学生不好好在学校读书来工地上瞎掺和什么啊。工地的人觉得他们不懂，破坏了行规。他们说，北京哪处工地也死了工人，也是给2万的。“觉得我们是故意找碴。”张劼颖记得，工地的一些人在她面前挥动手臂，推推搡搡地让她“滚”。

梁自存有一次跟着工人到某处工地去谈判的时候，被工地上的人卡着脖子推了出来。

有的工人在争取权益时被逼无奈，将工地项目部的门锁了。警察来将他们带走，然后跟项目部的人说，他们锁你们的大门一个小时，损失多少，你给我列一个单子。而那些被带走的工人，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的时间用年来计算，损失又是多少呢？

张慧鹏和他的伙伴们觉得自己做事情一直是很温和的，他们觉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法律就在那，就看是执行不执行了。”

除了干活与讨薪，工人的生活极其单调。学生们后来买了一些旧杂志，比如《知音》、《读者》，拿到工地上，出乎他们的意料，工人们把这些书都抢疯了。一些年轻的喜欢看玄幻小说。学生们买了一些书送过去，但并不是给他们。“借书要登记，每个人交5块钱押金，下次来还了书再把押金还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