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资质挂靠乱象调查

网络配图（来源：百度）

哈尔滨大桥坍塌事件像一面镜子，直接照出的就是建筑业资质挂靠乱象。

据调查了解，建筑业资质危险挂靠、工程层层转包，早已是业内不成文的秘密，如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使用无资质的劳务包工头、将劳务层层分包、拒签劳务合同等。

 “一旦发生工伤，建筑企业就不承认劳动关系，把责任推给包工头、分包工头。”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介绍称，为承揽工程，不少建筑企业不惜重金“买卖资质”，参与招投标。

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底，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4000多万人，但获得资质的不足1%。　

“如此庞大的建筑从业者，真正拥有资质的却寥若星辰。”王才亮说，资质挂靠泛滥事出有因，但都和利益脱不开关系。

眼花缭乱的工程转包

“至今，还没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四川籍农民工陈波说，此前，他在韩建伟业竞标的北京良乡伟业家园东里13#楼宅工地上班，右手五个手指全被锯断。

据陈波介绍，他的同乡青永香只从王永炎手中承包了木工，而王永炎从河北昌盛还承包了钢筋、砌筑、土石方、抹灰和保温等多个工种。

在陈波上班的13#楼大门前看到，工程项目名为东关伟业嘉园经济适用房住房5#、6#、9#、10#、11#、12#、13#、18#楼宅，建设单位北京韩建伟业，负责人梁会凤，施工单位北京韩建集团，二者是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  其中9#、13#住宅楼工程，被分包给河北昌盛。“河北昌盛是一家外省建筑企业，有资质。”房山区住建委副主任张劲楠向本报记者证实。不过，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查到，河北昌盛资质等级仅为砌筑作业分包一级。

在回答如何解决陈波的赔偿时，韩建集团办和韩建集团安全办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子公司韩建伟业有独立法人资格，该楼盘为子公司独立操作，与集团无关。

8月30日，韩建伟业负责人梁会凤表示，“这得找河北昌盛。”陈波的代理人杨红开介绍，河北昌盛并没有同农民工签署合同。

媒体在北京通州、朝阳、房山多个建筑工地获知，与韩建伟业一样将工程分包建筑劳务企业，再承包给自然人，自然人再分包给若干自然人的工程并不少见。

“在房地产业因建筑资质发生的问题不少。”长期专注于房地产法律领域的律师张仁藏说，2009年震惊全国的“上海倒楼案”，资质造假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火爆的挂靠生意

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将资质出借给没资质的和资质低的企业或个人，试图利益最大化。记者获悉，不少中小建筑企业常为资质问题犯愁，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得不重金租证。

“大部分挂靠建筑企业，就是一个壳公司，坐收渔翁之利，劳务队如何经营一概不问，如有工伤、质量等问题时，找不到谁负责。”曾挂靠河北廊坊某建筑企业的四川劳务包工头向海称，“资质挂靠”就是借用资质，没有资质的自然人做老板，就挂靠有资质的企业，再组织队伍施工。

向海说：“一般资质挂靠，按照1%到10%收取红利。”凭借挂靠，劳务自然人利用资质去投标，投标成功后，开发商付给施工队伍的款项须经过壳公司的账户，按照约定扣钱，剩下部分再转账给中标人。

就有资质的个人而言，现在一级建筑师证挂靠“行价”每年12万元以上；一级建造师2万至4万元，二级建造师1.2万元左右。

事实上，“证书挂靠”已潜滋暗长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证书持有者通过“挂靠”获利，企业“租来”证书实现资质达标，中介机构则通过资质转租收取服务费。据悉，在建筑业，管理费收取一般按中标金额的1.5%-3%，中标者将中标金额的8%-15%作为费用。

“建筑业是腐败高发领域。”王才亮说。

调查发现，证书挂靠者以高校教师居多，挂靠企业则多是民营建筑企业。

“各类注册工程师将证件挂靠在一家建筑劳务公司，不用到公司上一天班，就能获得丰厚的报酬。”王才亮说。

艰难的监督之路

调查发现，建筑业资质乱象滋生，根源还在监管不力上。

“按照现行制度，建设部门招标一项工程，建设部门既是招投标活动的具体实施人，又是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人。”张仁藏说。

《建筑法》明确禁止挂靠、转包行为。目前，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依靠《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等监督招投标工作，但实际缺乏实施细则。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彼此没有联系，各行其是。”向海无奈地说，农民工赔偿要看老板是否发善心。

住建部的官员则坦言，加大清查建筑业的资质问题，势在必行。据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出台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企业新申请资质时弄虚作假的，不批准其资质申请，企业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资质。

据悉，2011年，住建部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18939家企业进行了处罚，对1005名注册人员进行了查处。

但问题依然存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律师称，挂靠者和企业仍私下签协议，“人证分离”很难被监管。

“建筑招投标之所以乱象频出，原因在于体制和监管。”张仁藏说，要消除这种挂靠怪象，还需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