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福：城市规划得看给百姓带来什么

生态城市

2014年6月，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共同的挑战,共享的方案”的世界城市峰会在“花园城市”新加坡召开，期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颁给了中国苏州。

此前，中国城镇化的最新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出台，给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发展划出了蓝图。规划提出，要加快绿色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注重人文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方面，近200个试点已经诞生，更多城市跃跃欲试；生态城市上，中国也正和新加坡开展着国家层面的合作——中新天津生态城；业内人士认为，苏州在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方面做的很突出，因此获奖。

为何苏州，而不是其他中国城市，获国际奖项的青睐?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以及期间提出的众多城市概念?新加坡又是如何成为可持续、宜居城市的典范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世界城市峰会常务理事黄来福。他是一名建筑师，身兼多职，也是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建筑和城市设计部主任。

苏州堪为全球城市典范

Q：今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得主是中国苏州，它最打动的你有哪些地方?

黄来福：苏州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力，它是当代都市的典范，既富有活力，又很好地保存了传统——历史古城平江的风貌。世界上很多高度发展的城市抛弃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但是苏州用各种途径把它们保留了下来。苏州在整顿环境方面也做得很好。

还让我惊奇的是，拆迁农户的时候，苏州实行了“一换三”政策，一家拆迁户被能分到三套房子，一套给房主，一套给父母，一套来出租，由此保证他们的收入。

此外，苏州还是一个热门的移民城市，他们平等地对待原城市居民和移民，包括住房和教育，这非常好。很多城市的冲突发生在城市移民相关事宜上，因为这些移民并未融入城市之中。

Q：今年共有多少中国城市申请了这一奖项?

黄来福：作为颁奖方，我们不会向外透露申请城市的具体信息，因为这样会让落选者感到尴尬。这样做的目的是，当落选城市准备好时，它们可以再次申请。我们强调获奖城市和特别提名城市，是希望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被复制，无论是在发展中城市还是发达城市。

Q：作为建筑师，你对去过的中国城市印象如何?

黄来福：我以苏州为例。当苏州被提名为获奖城市的时候，它有很多创举供其他中国城市学习。快速崛起的城市有很多城镇化问题，如污染、高房价、交通拥堵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来解决，这就是我为何说苏州做的很好。比如，他们将新的CBD选在金鸡湖建，这样老区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就得以保存。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典范，但是苏州在文化和艺术更胜一筹。

Q：你从众多城市，可能也包括其他中国城市中选了苏州，视其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之一。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黄来福：我们挑选苏州，并不是让苏州仅仅成为中国其他城市中的模范，而是成为包括全球发展中和发达城市共同的典范。

城镇化早期，每个城市都要考虑自己所处的背景环境，有什么资源，有什么问题，毕竟每座城市都不一样，不能随便复制他人,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中国城市，还是西方城市，还是亚太地区的城市，这些典范城市，如苏州、纽约、毕尔巴鄂以及特别提名奖城市的首创，都有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地方

城市为人设计

Q：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或是“花园城市”，你认为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城市的成功?

黄来福：首先，我把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当李光耀1965年任职时，就致力于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拥有洁净空气、纯净水源、良好住房的绿色花园城市。在后来的四五十年中，我们一直延续他的思路。

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挑战是什么，这因城市而异，需要远见，以树立长期目标，不能只关注短期收益。

例如，你看现在新加坡的滨海湾(Marina Bay)，如果不是我们所谓的“概念规划”(Concept Plan)，关注四五十年的发展，这个计划又在上世纪70年代被重申，我们不会如此幸运地拥有它，这个地方可以和世界其他地段媲美，它扩大了新加坡的中心商业区。到2020年甚至2027年，滨海湾依然是城市的领头羊，引领新加坡发展。所以远见和长期发展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Q：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征地矛盾不断，新加坡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

黄来福：历史上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只要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就不拆迁。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多地方尽量不涉及征地。

第一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得主毕尔巴鄂，一度被洪涝毁坏，政府并不拥有所有土地，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包含联邦、省、城市各级以及土地的利益相关者。

我认为政策需要解释清楚，这很重要。百姓要参与，了解行动的目的。苏州实施了“一换三”政策，拆迁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一项纪录，如果采用“一换一”政策，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Q：新加坡征地过程中有哪些典型的冲突事件?

黄来福：我不记得具体的事件，但可以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没有皆大欢喜的事情，无论征地还是其他，总有一部分人不满意。

我觉得，有时候受欢迎的政策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好的政府需要判断、决定这些政策。要考虑国家，城市和居民的整体利益。

如果你看世界上的城市，你总会问他们背后是谁?比如，毕尔巴鄂今年3月去世的那位市长，他担了40年的市长，他见证了所有的创举，并确保所有的目标都得以实现，他很成功。

市长之间的传承和学习也非常有用，因为市长在城市的发展中起到了领导作用。所以说，好的城市治理是所有城市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Q：相对充分知情权和赔偿，新加坡百姓真正参与决策的部分是否少些?

黄来福：我们制定关键计划时，社区都参与进来，他们给想法，我们得到反馈(通过在线注册咨询、针对目标群体的公开咨询、小组讨论和展览等)，再计划。事实上，我们确实根据他们的建议改进计划。

对我来说，可持续发展要考虑三方面：经济、环境和社会。其中，经济和环境容易掌控，需要投入创新力;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成功的城市，都会把社会因素考虑进去。

我们也这么做了，因为城市是为人而设计，当你真正以人为本的时候，就实现了让人们快乐生活在城市的目的。

Q：你提到了城市概念，最近 “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中国很流行。新加坡人曾热烈讨论“智慧城市”么?

黄来福：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就像可持续性城市一样。1965年，我们讨论什么是可持续时，并没有指出“这个行为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但是我们实施的所有举措都是可持续性的。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缺乏资源，必须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

同样，很多年来，我们都在研究技术怎样推进可持续发展。比如，现在车站坐车，你可以看到站牌上面表明哪路车何时会到，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但是，近年来，智慧城市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

事实上，运用社交网络，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了一个问题，然后你转发，阻止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智慧国家是通往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另一个方面，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适应力。可持续力和适应力是城市重要的变化趋势。

不管绿色还是智慧城市，重在落实

Q：智慧城市概念在中国之所以受关注，部分因为它饱受争议。一些中国学者说，智慧城市并不能解决很多中国城市当下紧迫的问题，如空气污染。

黄来福：当你面临很多问题时，应该关注可持续力，直接跳入智慧城市阶段的话，收效甚微。个人认为，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被彻底明白，情况也显得复杂。

如果现在社会对经济可持续力、环境可持续力以及社会可持续力都很满意，下一步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社会参与。更多的集成信息，我们称“大数据“(Big Data)，有益于用更智慧的方法把握社会动向，更快地收集反馈信息。

但是你不能直接跳到智慧城市的概念，发展它很烧钱，且当一个城市污水等环境污染问题还没解决好的时候，就跳去智慧城市，我不知道会不会奏效。

我认为所有事情都是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讨论的，你需要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环境问题十分严峻，在进入智慧城市之前，这样的环境必须加以治理。

Q：如何看待中国大都市面临的挑战，比如北上广?

黄来福：北京上海等地肯定很清楚自己的问题。当你看关于北京的报告，其中污染问题，提到全套的治理方案，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方案。

有些重大的问题，如污染问题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你身处污染的大气中，你也被剥夺了自由。我认为市政府需要知道什么问题是普遍问题，影响城市的发展，然后结合众人的智慧解决，运用创造力，不仅仅是解决眼前问题，更要从长远考虑。

环境污染的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虽然新加坡的空气污染得以有效解决，但它可以跨越国界蔓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地区经常着火，这给新加坡带来新的空气污染。我们无法自己单独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Q：新加坡物理基础设施建设(physical infrastructure)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后，似乎已进入讨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social infrastructure)阶段，如社区义工服务，作为花园城市，下一步如何规划的?

黄来福：新加坡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你投入了就能立即见效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变得巨大，所以你必须注意所有会影响环境的因素，然后制定一个长期的方案，同时不断地完善。我们需要一直警惕挑战，结合居民一起提出方案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发展可持续性，既包括物理基建，也包括社会基建。例如，要实现城市宜居、可持续的目标，你如何衡量呢?可以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污染程度、交通所需要的时间等。

新加坡并不只是现在，过去的很多年，都努力打造好的社区。

Q：如何看待中新生态城目前的进展? 有报道说配套设施的建设未很好地跟进。

黄来福：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也是一个过程，现在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准确来说，天津生态城市建设在很多方面和苏州很像。

但是，现在是在天津，建设时考虑的是天津居民，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寻求天津一方的意见，问他们哪个方案更好些。

Q：在中新生态城之前，中国还跟其他国家尝试过类似的合作，中国自己很多城市也努力打造生态省市。但很多都失败了，你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黄来福：当我们说发展生态城市，说地都很好，但是最难的一步是落实。你拥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如何实施这些想法。在苏州和天津的案例中，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从上到下的模式可以保证措施得以落实。

如果没有部门落实，无论你有多好的想法，都不可能实现成功。不管是生态城市，还是智慧城市，关键在具体城市建设中的落实。我认为这最有挑战性。

Q：如何看到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到的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间的关系?

黄来福：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批评，但是，我想说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哪里都有。重要的是，你想给城市什么?给居住在城市中的百姓什么?这些是衡量最后结果的尺度。比如，生态意味着就要节能减排。为了降低温度，新加坡种做了很多垂所以，提出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这些概念是一码事，关键是怎样改善人们的生活。

Q：所以一座城市可以同时实现智慧、生态和绿色?

黄来福：需要考虑优先次序，这取决于城市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像我之前说的，落实很重要，你可以有所有的理念，但不好好落实就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