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误读“申遗大师”？

　　事情还得从那一则报道说起。日前杭州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有媒体进行报道的时候提到：“12月9日，良渚古城将迎来一位关键人物。陈同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也是目前我国受理申遗规划数量最多、通过率最高的申遗大师，2004年吉林高句丽王城申遗成功，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报道还说，目前有几十个申遗项目规划排队等着她来打理，届时这名申遗大师和她的专业团队“将以最大程度发挥专业特长，努力助良渚达成十年申遗之愿”。

从报道来看，这位专家摆明了是为申遗而来，而且有过申遗代表作，称其申遗大师名副其实。但这么说起来，这家建筑历史研究所也应当换块招牌，叫作“陈同滨申遗工作室”才对。事情似乎并非如此。我查了一下，发现陈同滨所在单位并不叫“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正确的名称应当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一家中央企业，其建筑历史研究所又是企业下属的科研部门。可见，二者差别甚大。所以，很有可能是媒体或其他部门对陈同滨其人其单位有所误读。

那么，陈同滨及其研究从事的业务其中包括申遗策划吗？似乎也没有。中国建筑设计院网站上介绍得很清楚，陈同滨“主要从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设计咨询工作。”该设计院的资质证书也没有申遗策划项目，而只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包括古建筑维修保护，文物保护规划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建筑历史研究所今年还获得由文化部和国资委颁发的“文物保护特别奖”。可见，人家实际上做的是文物保护及规划工作，而不是什么申遗策划。

　　当然，文物保护是申遗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申遗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从这一点来看，文化保护和申遗之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但是，个中关键在于文物保护而不是申遗，申遗不是文物保护的前提，更不能是文物保护的惟一目的。放在当前盛行“申遗经济”的背景下，尤其不能形成文物保护———申遗———经济开发的利益链条。否则，文物保护很容易成了搞形式、走过场的“申遗前期工程”。如此的话，申遗反倒可能成为文物破坏的先兆。这一点，国内其他地方已有先例。

　　遗憾的是，正是从申遗大师的称呼上，让人看到了这种隐忧。“申遗”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承诺和责任，而“大师”二字却不无功利主义色彩。由此，申遗大师这一名词不仅体现了当下有些地方对申遗的顶礼膜拜，还反映了一种借申遗发展旅游经济的强烈渴求。在这里，申遗与经济二条平行线扭曲成一个巨大而醒目的“×”。不得不说，这是对申遗最大的误读。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误读似乎反倒成了正解。以至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某些专家，也开始将申遗纳入“业务范围”。12月9日，陈同滨一行如期抵达良渚古城，踏勘现场后，她说：“这次良渚古城的发现，增加了良渚文化遗址的文化价值，有利于‘世遗’申报。”显然，这是专家对申遗策划的一种自我资格认定，也是对文物保护与申遗之间关系的有意误读。

　　到这里，事情就再明白不过了：所谓申遗大师，实乃一种集体误读的结果。而这种集体误读，将可能对文化遗产构成集体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