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珂：强力和城市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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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要谈论城市，不是因为“现在”的原因，而是因为“一直以来”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要谈论城市，不是因为在当下，城市是人类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人口的重要居所，而是因为一直以来，城市都是人类文明的承载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居住在城市的人类都是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

然而城市作为文明的承载器，它亦承载着“文明力”的反面，即破坏力，或曰强力。文明力自然易于讨论;但强力、暴力，则不易论，所以我本次先说说这难论的部分。

城市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城市的定义恰到好处：

“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又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 ... 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城市发展史》

芒福德敏锐的指出城市性的要素都来自村落文化之外。虽然他武断的推导出城市的新兴统治者们出身自“狩猎者”并因此带来了“远远超出村落文化的习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城市在最初出现时，是强力机构的权力者所在之地。“鮌(同鲧，禹的父亲)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由《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不见于今存本《吴越春秋》)之叙述直白的说明了这一要点。在《五经异义》可看到有关权力者将城市规格与权力级别严格挂钩的描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该尺寸以成书时的汉制单位计算，一仞为七尺、约161厘米，则自天子城之墙为14.5米、公侯11.3米、伯与子男为8米和5米。该尺寸可以紫禁城城墙12米的高度加以辅证。

权力者们最初所建造并拥有的城市，其形态和规格都严格的和权力者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关，这里面时刻透露着人类按照自身欲望改造自己生活环境的欲望，在这一古代城市时期，城市的设计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所亲自或委托进行的，它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城墙”，它的象征性功能(以及军事功能)也主要由城墙来发挥。由于城墙是近乎永久性的工事，那么城墙也就限定了城市的尺度(超出城墙范围的房屋会面临失去军事保护的危险)。

如果把城墙作为城市本身来考虑，那么古代城市的模型就非常的明晰了：它拥有一定程度的抵抗暴力入侵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亦反映着其拥有暴力入侵其他群体的能力;它的暴力能力(城墙高度)同时也维持在低于其上层权力拥有者的水准之下——比如公侯之城墙低于天子之城墙，权力较低者再次之。

这样一种真实的历史格局让我们发现，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一直只看到了“光荣的”希腊和“伟大的”罗马，只看到了长安天街和北京紫禁，只看到了美学，而没有看到社会学。

城墙(权力)就是城市社会学的起源。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来说，城市和权力，或曰强力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从古代到近代，这种博弈都是塑造城市形态并影响城市运作的重要机制。

这不仅因为城墙及其所保护的权力是城市存亡之核心，同时也是一种解读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学的有趣角度，试想一座古代城市经历一把大火或者风暴，城市中最有可能残留下来的建筑物是什么?自然是城墙。这城墙是城市中最坚韧的物体，以至于它就像一座屋子的墙，而那些城市中的建筑物，无论多么华丽唯美，都不过如同一座屋子里的家具和摆设。这种奇怪但有趣的解读或许可以也可以辅助性的告诉我们，城墙乃是城市最重要的所在，多少年后，城市中的纪念碑和宫殿都不复存在，但唯有城墙能够遗留并被后人所凭临。

城市中的强力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在村落中如果说家庭关系占主导地位，那么在城市中则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君、臣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在春秋战国，古代城市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这成熟期可能长达几百年)，孔子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君和臣这种城市权力角色已经拥有了所谓的“名”，而“正名”一事自荀子起则就已经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老题目了。芒福德亦指出这一时期城市中新型的“国王与年轻人的关系”是“相比家庭关系在城市社会中虽然仍有价值，但如果得到国王的支持，更有价值的却是职业能力和年轻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一时期，虽然看似有着两种关系——家庭(宗族)关系与权力(君臣民)关系的碰撞，但是到古代城市的成熟期，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权力关系通过儒家话语权力者的解读被赋予了正当性，并且权力关系中的新型城市角色已经拥有了“正名”，同时“国王的支持”和对“职业能力”、“进取精神”的看重明显反应了城市社会关系中的实用和功利的倾向。从而，城市的设计者和拥有者们和城市市民的关系，从权力关系转换成权利关系，从《吴越春秋》中所描述的那位筑城的悲剧性的鲧先生变成了儒家哲学正名体系中的君臣民共赢关系——我方不仅建立物质上的城市，也提供了社会和谐的精神构架。

同时，城墙——城郭——权力的造城模式贯穿中国城市历史的始终，这其中蕴藏的巨大惯性无疑与中国政治从秦代到明代一贯的超稳定结构有关。这一时期长达千年，一部分原因可以求释于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的中国特殊地缘环境下“儒法国家”的形成，另一部分原因我想可以归结于这个体系中所有城市势力的统一协同，以及对同一套经济、权力和话语体系的全面垄断。这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儒法体系——在乡村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仍然是宗族社会体系——其中城市的话语权所有者即为儒，强力即为法。两者缺少其一则该系统失衡。

到了这古代城市的成熟晚期，城市社会中的强力完美的融入了古代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在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中维系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