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病严重 为何还要建十个超级城市

　　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1979)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演化规律所提炼出的“S”形曲线(即“纳瑟姆曲线”)，城市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三个不同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纵观3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从人口城镇化层面看，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每年有1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土地城镇化层面看，城镇数量显著增长，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中国才3个，占1/ 8，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

　　对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并不是“大”惹的祸，而是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问题。

　　蔡继明称，对于城镇化的主打方向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大的，有主张小的，还有主张中等的，折中的提法是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显然不是同步发展，不可能把660个城市都扩大一倍，然后19000个镇也跟着扩大一倍。这个问题要从国情出发，还要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来考虑。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都是首先进入大城市，30年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路线也是首选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圳。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人口已经基本上达到70%以上，这时人群又开始向周边小城镇扩展。目前，我们绝大多数城市没有进入这个阶段，所以过分地强调发展小城镇是不对的。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是达到了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我国660个城市中，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才150多个。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在40多年内，到2050年，我们的城镇化道路还是应该以大城市为主。

　　大城市可省2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一，人口越进入大城市，越有利于节约使用土地，同时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我也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到2020年人口达到14亿，城市化率60%。我们做了两个不同的测算，结果是，优先发展大城市比优先发展小城镇可以节省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有能力治理污染。东京的空气质量、环境要比北京好得多，但东京的规模比我们大。所以大城市出现污染问题，不是因为大造成的，而是因为管理水平、管理制度还有待于改善。城市越大，环保部门越能够做到产业化。

　　第三，大城市第二、三产业相对比较发达，能够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第四，强调大城市优先发展，并不等于不要小城镇。大城市发展将带动周边的卫星城、卫星镇发展。

　　大都市 千万人口级应建10个

　　在蔡继明看来，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虽然出现人口拥挤等城市病，但是城市的承载量还远远不够。

　　他指出，有人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太大了，似乎没有发展空间了，然后也不想建更多的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突破。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我们中国才3个，占1/ 8，而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

　　北京在这25个城市里面排到第20位，上海排到第10位。上海与东京比，只相当其人口密度的一半。我们现在感觉到拥挤了，感觉到堵了，肯定是管理上的问题。除了北、上、广之外，我们还至少应该有七八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所以，从相对规模上来看，中国的大城市都还有发展的空间。

　　进城意义 消费水平可提高两三倍

　　近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外贸、消费需求和投资中，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大大地下降。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靠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这些年，消费需求之所以在整个GDP增长中的贡献率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量的人口还集中在农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没办法和城市居民相提并论。如果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他的消费水平一定会提高两倍到三倍。

　　农村人口进城，不仅其自身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而且由于留下来的农民数量减少，也能使务农收入大幅增加。我们现在农民户均土地规模大概都不到十亩，相当于美国的1/400。这么小的土地经营规模，给农民带来的农业纯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一个农户能有100亩以上的土地经营规模，其收入就可以跟进程务工人员大体相当了。

　　所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定是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也是众多学者和政府都能够达到的一个共识。

　　进城进度每年800万要三四十年

　　现在中国已经有2.6亿农民工往返城市和乡村之间，这个群体该如何实现城镇化?

　　蔡继明认为，农民工这个概念，说明农民已经转变了就业方式，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已经变成了工人，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城市居民的待遇。新型城镇化的任务就是要让农民工完成第二个转变，即身份的转变，由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变，农民工自然就消除了，这个概念也就不存在了。

　　目前静态地说有2亿6000万农民工，预计到2020年每年还会有1000万农民进城，累计就有3.3亿农民工。按照国家发改委最近正在草拟的城镇化发展纲要，在未来7年当中只能解决1亿农民工的身份问题，那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还有2亿农民工没有真正变成市民。而在2020年以后，还会有农民进城，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到2050年以后，才能逐步放慢。

　　但也有地方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路径。比如广州，正在推行积分制入户。有关资料显示，在2010、2011、2012这三年当中，实际上我们解决了2400万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户口，平均每年才800万。所以整体的城镇化仍然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的两个关键

　　2013年11月4日，在成都举办的“天府峰会”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全球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提出了他对中国城市化的两点建议。

　　姚洋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脱不开世界城市化道路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最终形成大型的城市群，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终应该回到大的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姚洋说，学者们曾经设想过，究竟有没有一个最佳规模的城市化，比如200万人口?但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利用齐普夫法则向与会者分析了两条曲线，即各个规模的城市都是存在的，没有哪个规模的城市特别突出地多。”

　　没有最优规模，但城市化并非毫无规律可寻。姚洋表示，“虽然一个城市没有最优城市规模，但有可能存在最优城市化区域。”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可能会不断向多个区域集中，但并不会全部集中到大城市中，而是在城市区域内又会有局部的分散，即“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区域化的城市化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城市化区域主要为东北部地区，五大湖区域，南部及西海岸，美国中部的人口就非常稀少。日本的人口密度很高，但同样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主要集中于关东和关西，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联邦制的德国也是如此。

　　回到国内的城市化发展，姚洋指出，未来中国的人口将随着城市化进程向以下几个区域集中：除了已经形成规模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姚洋还特别看好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三角，因为这里不仅周边人口众多，水资源也很丰富。

　　2015年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国上海

　　《福布斯》的未来城市评估报告还预言2015年的世界十大超级城市，其中包括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及印度孟买。

　　文章称，1900年全球10大城市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而伦敦以650万人口雄踞世界十大城市之首。然而，这个当年的头号城市如今显然已力不从心，无法承担如此名号。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则纷纷跻身榜单。其中，中国上海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十大超级城市之一。评估数据显示，到2015年，上海的人口将增至1720万，成为全球第7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世纪前的十大超级城市，除了日本东京外，全部滑出榜单。评估报告显示，虽然东京近年的出生率跌至新低，但到2015年仍会以3550万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而1900年，东京只有150万人口，位列十大城市第7位。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人口剧增促使城市不断扩张，加上资源急速消耗及人口分布不均，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数将多达2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