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鲁内尔谈起——英国工程师文化与工业建筑遗产

　　编者按：为何在此次伦敦奥运会上，会以一位工业革命时期的工程师作为主角和时代代言人？这反映了英国人对工业革命的何种感情和认识？经历过这一革命的英国人一直在对工业建筑的保护方面处于前沿地位，与其辉煌历史和对科技创新的态度密不可分。

　　中国奥运军团在伦敦取得佳绩，载誉归来，伦敦夏季奥运会也已经落下帷幕，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独特的火炬与富有英伦特色的演出却仍令人记忆犹新。演出中曾有一位吟诵着莎翁诗句的工程师缓缓出场，他正是由BBC评选的英国影响力排名榜中位居第2位的伟大人物伊桑巴德·金顿·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1806年-1859年），伦敦西郊地区的布鲁内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 正是以此公命名。

　　工业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毋庸多言，其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中，大量地区也因此从原先的乡村风光逐渐成为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城市景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发展，也塑造了工业时代独特的物质景观，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物质遗存正是英国工业考古学研究与工业遗产保护的主要内容。在扮演布鲁纳尔的演员念着“不必害怕，这岛上众声喧哗”的诗句时，一群同样身着礼服的工程师跟随着布鲁纳尔出现，田园场景迅速转变成蒸汽弥漫、烟囱林立的场景，这一工业景象正是曾被诗人威廉。布莱克描述为“撒旦的磨坊”1（Satanic Mill）的场景。

　　工业工程师群体在推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的作用在中文的资料中很少被提及。实际上，工程师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贡献，例如运河系统、大跨桥梁、铁路系统等领域的结构创新与工程创新，使工业革命得以加速前进，这一时期也正是影响英国及整个欧洲建成环境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1866年的一份英国新刊物《工程技术》中写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可见在这一时期，工程技术的职业地位已经被社会精英所承认。

　　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随着工程高等教育的建立，工程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工程师这一职业群体也从原先的建筑师中分化出来，成为许多绅士家庭子弟乐意从事的职业。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作为拥有一定科学知识并拥有专门技术和工程知识的工程师阶层日益壮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程教育发展，尤其是伴随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工程师人数急剧上升。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百年内（1750年-1850年），大量运河、桥梁、码头、仓库、道路、铁路、工厂都是工程师的作品。工程师与仅仅具有实际操作技能的工匠（craftsman）或工人（worker）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职业和阶层。少数原先贫困的工程师因专利发明而变得富有，跻身上流社会并被授予爵士头衔，成为当时英国的成功偶像。随着工程师职业的成熟以及大众对于这一时期传奇人物生平的兴趣，英国出版界出现了一批关于发明家与工程师的传记。英国传记作家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年-1904年）于1862年出版了三卷本《工程师生平》，他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发明家与实业家生平传记的书籍，如《乔治·斯提芬孙生平》（1857年）、《实业家传记》（1863年），《博尔顿与瓦特》（1863年），《发明家与工业家》（1884年）等。而这一兴趣在1950年代，工业考古学出现之后，工业考古学者开始对工业革命时塑造的“现代英国”的工程师及其作品深入研究，罗尔特（L.T.C. Rolt）的《布鲁内尔传》（1957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英国的工程师自身也一直在进行学术独立的努力。1818年英国成立了首个正式的土木工程学会（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ICE），特尔福德担任首任会长。学会致力于建立行业标准，调整从业人员人数，进行学徒的培训和考试，寻求政治地位和法律的认可和接受。他们认为土木工程不只是建设，也是培育人才的工程。以前的工程教育偏于注重经验的传授，缺乏数理的演算。经过特尔福德们的努力，土木工程不只在于经验的传承，而逐渐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它涵盖着数学、力学、化学、机械等学科。

　　奥运会开幕式中出现的布鲁纳尔正是众多英国工程师的杰出代表，他的贡献已经不仅仅限于土木范畴，还包括有机械设计和战地医院等，是一位全方位创新的大师。布鲁内尔出生于英国的港口城市普茨茅斯（Portsmouth），其父亲是法籍工程师马克·布鲁内尔（Marc Isambard Brunel，1769年-1869年），因此布鲁内尔很早就开始接触到工程实践。在父亲的建议与安排下，布鲁内尔14岁就前往法国，开始接受工程学相关的教育，16岁回到英国，在其父亲的事务所帮手工作，开始了工程实践，其天赋很快就在实践中显露无遗。 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Thames Tunnel）、布里斯托的克利夫顿悬索桥（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连接帝国中心与西南地区的大西铁路线（Great Western Railway）、铁路线上的各座大跨度铁路桥——如皇家阿尔伯特大桥（Royal Albert Bridge）和沿线城市的车站建筑：伦敦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布里斯托的坦珀米兹（Temple Meads Station）等土木工程项目。其中，克利夫顿悬索桥建造于布里斯托（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1831年-1864年），方案竞标成功时（1830年），也正是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特尔福德的方案被推翻之时。年仅25岁的布鲁内尔的设计打破了特尔福德对悬索桥跨度最大只能达到176米的断言，将克利夫顿悬索桥的跨度设计为214米，并加上两座当时流行的埃及式塔楼。（但布鲁内尔并未亲眼看见这座桥竣工就因病去世，此后的建造工作由同事按其方案完成，以向其工程成就致敬。）在当时各个铁路公司各自为政，铁路轨道互不兼容的情况下，布鲁内尔提出了铁轨轨距的标准化建议。为了证实自己对于轮船的尺度增加与航行路线长度可成正比的理论，布鲁内尔还参与跨大西洋蒸汽船运的设计，完成了当时最大尺寸的大西方号蒸汽船（S.S. Great Western ,1838年，72米长），试航成功后，成为大西洋上连接布里斯托与纽约的定期航班。此后布鲁内尔又参与了更大尺度的大不列颠号（S.S Great Britain, 约18.44千米长）、大东方号（S.S. Great Eastern, 约185.92千米长）的船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