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的建筑改良

“天桥、大栅栏，政府都很想恢复生机，实际上却以高租金赶走了原来城市的生命力。城市不能只是舞台，而要是生活本身。看看20年前的巴塞罗那，老城不一定都要‘复古一条街’，但却一定要有活力。拿天桥的项目去参展，就是这个理由。” 梁井宇说。

场域的立场

梁井宇的场域建筑事务所刚成立不久，设在北京阜成门国润大厦的15层，正在装修。采访在11层的九源三星建筑事务所的小会议室里进行。“九源三星是2000年国家批准的4家民营建筑事务所之一，商业运营上非常成功，如今公司确立了下一阶段更高的发展目标，靠质量和品牌影响市场。九源和场域，是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客户群来定位的两个品牌。做场域的目的，是要以设计质量取胜。我们和九源三星建筑师事务所共同组建了场域建筑，并且双方都互有对方事务所的部分股份。”梁井宇说。

“我原来也想做一个更纯粹的事务所，十几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这种事务所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但是感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只做建筑方案，但是施工图部分要跟别的设计院合作，施工图的署名不是你自己，跟甲方合作时，甲方或施工队只认蓝图上的签字，如果发现工人做错什么，做方案的人就没有控制的权利，不能把方案很好的善始善终地实施。如果只有10个人的小团体，工程和技术力量就会很薄弱。在这么一个注重可持续发展设计的时代，一定要和各专业的工程师配合得更密切。所以我们需要同市场上比较成熟的、有强大施工图技术力量支持的单位合作；另一方面，从目前来说，设计服务和获得报酬的划分比例在中国还不是很合理，只做方案的事务所只能拿到20%的收益，纯方案的事务所会面临生存上的压力。所以和九源三星合作，也可以在公司内部实现利益上的重新分配，充分体现设计创意的价值。”梁井宇说。

场域：不确定的边界

“场域”，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词。“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英文名字Approach。基于一个在国外工作和回来这些年的工作体会，到底应该如何在中国做设计，我感觉是应该走一条土洋结合的路。Approach，有很多含义：‘火车到站’、‘有人向你走来’、‘飞机要下降’、‘业主找建筑师做设计’、‘接近一个想法’、‘快到达的状态’，都是Approach。我把Approach理解成一种工作方法。在西方建筑界大多是Workshop方式，比如OMA。一个团队就是在不停地想各种可能性，不停地讨论，推进想法，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房子要做成什么样，即使甲方过来说，我一定要做成一个什么形式，他也不管。他一定要‘Workshop’出一个结果。中国正好相反，总是先要有一个东西，有时甲方拿一张照片来，说我刚从迪士尼回来，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就要这个，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思路。形式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为了这个结果，建筑师也许会找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我觉得西方的和中国的应该结合在一起，不是先上来就要有一个形式，也不是上来就什么都没有。”梁井宇说。

当代西方建筑教育普遍把建筑看作是一个研究过程，根据已知推导到一个事先无知的结果。当代中国建筑实践普遍把建筑看成是一个设计，是将已知的形式概念付诸到已知的设计条件的一种修正。场域建筑试图将这两者结合。在场域，建筑一方面是从无到有的推导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从结果反向运动寻找根据的过程，这两股相对运动交会在途中某点便是工作的完结。Approach Architecture 就是要把建筑当成是一种不断接近目的的实践过程。

场域可以理解成有边界的，也可能是没有边界的。“英文名我的理解是工作方法，中文名场域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这个是对时间上的工作方法的一种补充。思维不应该被固化，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建筑师工作的领域，不是拘泥于原先自以为是的领域，不应该有一个疆界。比如原先有些材料根本不是建筑材料，但现在也在用，在研究，那么这就拓宽了建筑学原先的边界，这也是场域在努力做的工作。”梁井宇说。

机会主义策略

“作为一个开发商，他的权衡跟你是不一样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甲方，我们都愿意试一试，我认为都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有些建筑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烙印，我觉得没有错，但是建筑实践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实践，精雕细刻的小房子，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建筑师不是甲方画图的工具，但其实也是蕴藏着机会的，大规模的建筑实践，有可能是你发自内心对社会改良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有可能是你的建筑思考在这些项目的实现，不管是多是少。”梁井宇说。

站在自己已经确立的立场上去介入社会实践。然而，确立立场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的还是立场和甲方不一致怎么办？“我们的办法通常是先站到甲方的立场上去，时时牢记自己还有自己的立场。最后和甲方一道努力，像个杂志的主编一样，完成一个从作者立场到杂志立场的过渡。这样做的基本条件是，两个立场至少要同属我们工作的场域。”梁井宇说。

“有一家高科技企业找我们来做设计，说需要一个简单的南北向的有通廊的办公楼，我们用一周时间，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他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看完基地，用锯齿形做了三段，1500平方米的标准层，正好500平方米左右，可以租给三家，而且每一家都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一层。这就像去看病找医生，就该相信他是专业人士，一定会比你高明。找建筑师也一样，不应该自己带着处方来开药。有了这个信任之后，他以后就会更相信你。”梁井宇说。

“差不多每个项目都要做大量说服甲方的工作。既要满足甲方要求，又要做一个城市守卫者，基于本身对建筑的追求，对城市和社会的理想。所做的工作可能完全大于甲方的期待，但他不会因此而多付设计费。但为了有实现这些想法的机会，还是值得的。建筑师有时会习惯性低估甲方，但其实真正好的设计总能够被接受。”梁井宇认为，中国城市私人去盖房的可能极小，大部分都是通过开发商来实现盖房子的可能。这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切入这个社会，这是西方建筑界很难遇到的机会。

不完美的方案

马家堡综合体，所在的位置将来是地铁四号线起点，就是在这种无能为力现状下的一种方案。“这里原先是一个化工厂，东环广场、西环广场，所有的城市节点都有这种问题，轻轨和地铁总是连不上，是因为当时的极端短视的规划。按理说这个是地铁终点，大家都应集中考虑它的规划问题，但是周边项目都获利了，而这块地本身几经周转，最后成为开发商的一个包袱。满足自身的盈利已难，还谈什么服务城市的可能？”梁井宇说。

城市节点要解决无数城市本身的功能，既要解决地铁、轻轨、长途汽车站、公共汽车站换乘站等疏散功能，又要考虑开发商的利益。“这种复合的功能一定会牺牲原先应该通畅的交通，我们不得不做了好几层交通的转换。做这些地铁本身就是要疏散得越快越好，然而地下还有一个家乐福，需要聚集人流，所以很多功能上是矛盾的，我们只能一方面让它疏散得很快，一方面又让它能够聚集。最后在地下设计了折叠的楼板，有点像候机楼，两边也有很多购物，但是不影响你登机，如果你有两小时，就可以慢悠悠地购物，如果你很紧张，也可以直接走通廊。能够非常快地疏散开。”梁井宇说。

在梁井宇认为，建筑的形式不应是建筑师这个时代工作和关心的重点，建筑盖成什么样子不是判断它好坏的标准，至少不是主要标准。建筑和使用者的关系、和城市的关系处理好坏和巧妙与否，以及建筑的节能问题才是今天关注的焦点，也是衡量建筑是否及格的标准。当然反过来说也能成立，形式没那么重要，毕竟它也只是一种形式。不妨把它看作是城市物体，谁也不敢绝对地说，他喜欢的建筑形式就一定是这个时代的最优秀代表。更可能的是，50年后建筑史学家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形式时，就是这些英雄主义的建筑物。毕竟这些占绝大多数的建筑物和造出它们的人，确实从数量上代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建筑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这夹缝中持什么态度？是不合作？还是机会主义策略，将建筑的重点隐藏在伪装成宏大叙事的建筑形式的后面？梁井宇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似乎是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