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建筑遗产也得保护

将长城、少林寺等古建筑遗产列入文物保护的范畴，这是国人的一种共识，倘若再囊括20世纪建筑遗产，就难免或不解，或迷惑，或惊诧，或异议。其实，人类进入了21世纪，如何建构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体系，已进入人们的视域，成为探讨并付诸行动的一个课题，只是它多在专业层面、学术范围内，少有公共的关注度而已。

我们不妨列出一张时间表：2000年，无锡市提出“加强文物保护，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将近现代建筑遗产的抢救纳入议程；2002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明确“优秀历史建筑”的时间概念由原规定的建于1949年以前扩展至建成30年以前的建筑；2004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等学术机构提交一份“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清单；2005年3月，北京人大通过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深圳举办“改革开放十大历史性建筑评选”活动；2007年，天津评选的“天津市十佳不可移动文物”中有6处为20世纪建筑遗产；2009年，《建筑中国60年》巨著专门盘点了我国近千处20世纪建筑遗产；2012年，在天津举办首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论坛”，通过“天津共识”，并推出“中国近现代经典建筑丛书”。——10多年来，保护与利用20世纪建筑遗产的势头方兴未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止是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政治领域的革故鼎新，整个社会景象也是“旧貌换新颜”。毋庸讳言，这个“新颜”的取得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中便有一批历史建筑的灰飞烟灭。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近现代建筑从公共项目到工业项目，从名人故居到城市街区，一个“拆”字便将富有历史密码的建筑永远消褪于我国的城市版图！适如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宪章》所言：“20世纪是一个大发展、大破坏的世纪”。而且，这种“大发展、大破坏”的态势21世纪仍在延续，20世纪建筑遗产首当其冲。不是吗？列入著名的《弗莱彻世界建筑史》的北京儿童医院，其标志性的建筑“水塔烟囱”在2008年被莫名其妙地拆除，广州已有逾三千个老地名在城市变迁中流失，一些近代名人的故居被毁似已不再是新闻了。

较之历朝历代的古建筑，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更是难上加难。就以山西晋城市为例，过去6年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四倍，除极少量用于维修古代建筑外，对20世纪建筑遗产分文没有投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在《关于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思考》一文中是这般解释“难”的：一是尚缺乏加强保护的正确意识；二是缺乏实施保护的法律保障；三是缺乏实施保护的成功经验；四是缺乏合理利用的科学界定。（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14期）我认为，这四个“缺乏”在未有改变之前，我国那种“破坏与建设共生”的尴尬局面是难以改观的。

人们常说：“建筑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是城市的先导和名片”。历经沧桑的古建筑是如此，20世纪的建筑遗产亦然，它并非隔代相近、底蕴浅显而可以草菅之。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传承。试想：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肩负起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过了若干年，它在中国建筑史上阙如，子孙后代还能一睹其风貌吗？

记得今年全国“两会”上，保护包括20世纪建筑遗产在内的文物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它的兑现决不能简单地寄望于城市管理者的理智，相反，应当以建立健全机制和制度来约束和监督城市管理者，诸如组建“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认定委员会”，建立20世纪建筑遗产评估、登录及拆迁前的会审制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保护条例，确定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及追究制度，制定学术团体与公共参与的城市公共政策；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另文阐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