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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城市建设中的千城一面现象

2013-9-4 20:15| 发布者: ccbuild| 查看: 551| 评论: 0

摘要: 城市建设的“克隆”病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 ...

城市建设的“克隆”病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一首《一样的月光》唱出了都市人对巨变中的城市的困惑与疑问。

2002年3月,人民日报上一则《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引发全国“步行街热”》的消息说:自上海南京路步行街1999年9月20日开街以来,专程到步行街考察其兴建情况或交流管理经验的全国各省市考察团就有近40个,有的省市还先后几次派团“取经”。消息还披露了当时一些地方步行街建设暴露出的问题:兴建方面不考虑城市实际情况,一味照搬照抄;盲目攀比步行街长度,你建800米,我就建1000米;有个城市的步行街修成“L”型,因之前没有规划好交通,停车不方便,使一个原本人气很旺的商业区开始变得冷冷清清。

近年来,城市建设中的这种一窝蜂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广场热、开发区热、别墅热、宽马路热、大立交桥热、大草坪热、高尔夫球场热、移植大树热、大学城热等,这种群体竞相“发热”的后遗症之一,便是“千城一面”。

城建“四过” 为何50年仍没改?

为何在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多民族、建筑文化呈多元化的国度,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

邹德慈院士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长官意志”,这是城市建设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形象要追求,政绩也要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为民。前些年,南京市为“亮化城市”而将大片的行道树——法国梧桐砍掉,便印证了邹院士的观点,其始作俑者就是时任南京市市长、去年因“涉嫌重大违纪问题”而落马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武龙。因嫌南京的悬铃木遮住了商场的霓虹灯光,不利于塑造大都市形象,南京将近一半的法国梧桐被砍掉,王武龙也因此被南京市民戏称为“砍树市长”。树砍掉后,南京的原先道路、护城河与城门的关系完全被改变了,一个优美的地景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草坪、宽阔的马路,无遮拦的视线,城门变得分外矮小,市民也饱受日晒之苦。

邹院士说,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批评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及在城市改建、扩建中存在着“求新过急”现象,即“反四过”。为何50年过去了,“四过”还没反掉?这一现象很值得深思。

长期关注城市保护与建设问题、写出了“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城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认为,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城市,都是那些能够在这股“文化兼并”大潮中,抗拒“特色危机”,珍存并延续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质遗产的城市。比如,巴黎为了完整保护老城,在1958年将城市的新发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实践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既能够保持城市的特色,又能够更加经济地促进城市的新发展,因为新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老城及其所代表的城市文化身份的毁灭之上,十分高昂的拆除费用也就避免了。

给“城市建设病”开药方

发展新区,保护旧城。单霁翔认为,历史建筑被拆、传统风貌被毁、文化环境被破坏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体现了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盲动无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城市文化面对城市化提出挑战的应对能力不足。因此,要从“以旧城为中心发展”走向“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走向“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从“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走向“循序渐进,有机更新”,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众参与决策必不可少。王军说,只有那些能够让公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的城市,才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获得对“城市病”的免疫能力。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建设均建立了公众参与程序,这个程序贯穿于一切建设活动的始终。实践证明,这个看似牺牲效率的程序带来的是真正的效率,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城市成员公平获益,而这正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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