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探讨“生存之道”

　　话题一：职业责任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认为，中国建筑师队伍壮大的速度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年轻一代设计师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们怎么能担负起这个责任，怎么可以对得起这个时代和机遇？”伍江认为，相当多的建筑师，缺乏社会责任，在设计中不能从国情、潮流、可持续发展、生态、节能、环保等方面思考，仅仅作为甲方、乙方的一方，凭职业的本事画一个图赚点吃饭的钱。还有一部分建筑师过高估计自己的设计，有很强的自恋情结。在与业主的关系上，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是建筑师丧失自己的职业道德，完全屈从业主的意见、做业主的工具；另一方面，则与业主完全对立。他很赞赏贝聿铭的一句话：“建筑师就是要让业主相信，并且给业主一个应该最适合业主的建筑。”也就是说，因为业主不一定拥有建筑师具有的专业知识，所以建筑师应该以专业态度和能力，给业主需要的建筑，而不是屈从或者推卸本应该承担的责任。

　　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吴之光希望年轻一代建筑师要责无旁贷地学习老一辈建筑师对事业执著、认真、踏实的态度，在做设计之外，更多的是要培养做学问的那种“建德”，同时还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引领世界潮流的重任。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桦倡导正确设计。在他看来，建筑师和裁缝一样，首先要做好，然后再讲风格。

　　上海兴田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总经理、总建筑师王兴田认为，建筑师在争取社会地位、社会尊重的同时，要关注文化，关爱环境，关联城市。“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资源和能源上的效率非常低，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要消耗1200多吨标准煤，是国际平均值的2.4倍。建筑师应该关注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及其问题，在设计上增加责任心和使命感，不要在标新立异中寻求一鸣惊人，而应与自然、环境和城市融合起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创作所所长、总建筑师俞挺语惊四座：“我们自责的太厉害，连应该有的自信心都没有了。在苛刻的规范条件下，中国建筑师还能迎接一个个的挑战，还能做出三房一厅90平方米的中小套型，这个能耐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向外国人展览的话，我估计老外基本上会崩溃。”

　　他认为，建筑师首要确立的是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准，做好责任基础，再谈更高责任。“每次交图都可以准时、每次开会都能够准时，每次交给业主的数据都能够准确，每次规范的退让都可以合乎标准，不出很多的漏洞，这就是职业建筑师做好自己职业责任的第一步。我恰恰发现无论是个人设计所还是大院，头疼的就是个人的责任感不够，他不太关心间距，不太担心上班是否迟到，也不担心是否能够准时交图，表现出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的缺乏，连自己应承担的责任都做不到。我认为，我们应该一步步开始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然后再谈承担大的责任。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陈国亮认为，在谈论建筑风格、各种主义的同时，建筑师要更多的关注自身设计的每一件作品。“不通过建筑师画图建起来的房子是非常有限的，所有的房子无论优秀还是拙劣，都是建筑师手中的作品。”因此，先做一个正确的建筑，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在社会上谈职业建筑师各方面的权利。他认为，建筑师要有一个整体的声音，“律师在电视上有法律大讲堂，职业医生有专家坐堂，交响音乐也进行普及教育，建筑师在这些方面为社会贡献的比较少。要影响社会和业主，就需要在加强责任的同时，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建筑师职业道路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建筑师赵小钧阐述了他对职业建筑师的看法。他认为，有五个要素必须完成才能称其职业。首先，职业是一种服务行为，是通过服务别人完成自我的行为，这从根本上界定了服务者的身份；第二，作为职业建筑师需要有高度的专业度，要求提供服务的人在其领域里的专业度必须超越服务对象；第三，职业人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外界或者客户对所提供服务者的一种信任度；第四，应该有同业责任，同一个职业彼此之间必须要有同业间的约束；第五，应有合约意识，建筑师在工作中碰到的很多内部、外部问题，都是合约意识缺失造成的。

　　话题二：职能体制

　　上海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院长丁明渊认为，香港建筑师的职能体系保留了英国以建筑师为主导的显著特点。“虽然建筑师在为业主服务时也比较迁就业主，但由于体制的规定，可以使建筑师有一定的自主性空间，业主、社会公众与建筑师之间呈现了一种比较良性的互动，以确保建筑品质符合专业的水准。”在他看来，香港建筑师的整体水平不如国内建筑师，开发商也不比内地开发商好太多，但就整体城市建设水平而言，香港比内地大城市好一些，这就是体制保证的原因。他认为，香港建筑师比较注重造价，各个过程都与测量师紧密合作。国内的建筑师对造价概念则比较模糊，已经习惯于初图完成就结束工作，但是香港建筑师却很明确，他们只完成了60％到70％的工作量，还有30％的工作量需在后期完成。他们对项目的掌控能力比较强，在供应商、承包商，甚至工程的完工上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内地的建筑师经常被排除在外。所以，更多的有识之士应该从埋怨和彷徨中走出来，共同呼吁改革建筑师的职能体制。

　　联创国际设计公司总建筑师王川认为，行业标准低是中国每年拥有巨大建筑量，却没有很好作品的原因。“很多国家，包括像瑞士等欧洲国家，他们并不一定有很多的大师，但是他们设计的项目水平拿出来却高于中国某些所谓的大师，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行业水准高。”他说：“中国的建筑不写建筑说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如果一个建筑的品质完全没有标准，仅凭建筑师随手一写，这样的作品肯定会有问题，也大大影响了国内的建筑标准。” 具有美国AIA注册建筑师身份的王川表示，国内建筑师发表意见的通道是堵塞的，论坛里反映出来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最多只能在杂志上发表，权益和态度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而同样的情况如果在美国发生，协会组织代表就会去找议员，代表建筑师表达意向；如果签名达到一定数量，话题就会在规定时间内成为进行讨论的议案，最后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通过。

　　同样具有AIA身份的（加拿大）毕路德及北京毕路德建筑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杜昀介绍说，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筑师、会计师、律师三个行业是政府授权，由行业协会监督的自我控制体系。行业协会如同一个非常严格监督的“警察体系”，一旦建筑师和事务所遭到投诉，出现纠纷，就被要求做很详细的听证会解释，听证会非常严肃。通过听证，如果建筑师和事务所被认为并没有丧失职业操守标准，就可以继续执业；如果发生问题则会被吊销执照，轻则半年，重则三五年，并且会马上通报整个协会。而国内建筑师没有自管体系，依赖于国家管理，虽然也建立了注册制，但非常实质性的东西没有落实。

　　集合设计主持建筑师卜冰从国外设计院所在中国从事建筑活动的行为中看到自身的不足。他认为，在中国实践的外国建筑师非常成熟和快速地在总结经验和做法。“我在国外看到很多关于外国设计师如何在中国从事建筑活动的书。当我们现在更多地讨论中国为什么设计行业不好，为什么中国很多地方不成熟，可以跟国外学到什么的时候，西方正在学习中国的做法，中国快速处理项目的方法已经被一些业主、开发商、设计师学过去了。”20年来，中国的建设没有总结、也没有形成理论化体系，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建筑活动、建筑现象缺乏深刻研究和全面思考。如果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从这点来看，西方体系并不十分高明，它主要是善于自我总结，中国更多的只是就表面体系现象来说明是否成熟，而没有看两个体系形成背后的方法。

　　话题三：职业现状

　　联创国际设计公司董事长薄曦认为，很多公司缺少两种人才：一种是创意型的，另一种是深化设计型的，学校教育几乎很少触及深化设计的课程和实践。“我们追求的是建筑本体和建筑艺术性，相对而言对建筑的社会形式还不够重视。我们的学子在学校接受教育时，就是被鼓励做大师，看的都是明星建筑师的东西，都是建筑英雄主义的东西。”

　　业界把建筑设计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画施工图的”，在很多人眼里，“画施工图”在建筑师行当中级别最低。“画施工图是在做深化概念，这块很难找到很熟悉的建筑师。以万科为例，万科所有的建筑并不比其他建筑做得都好，很多作品是造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同样是一个很平常的建筑，因为万科可以对整个过程控制的很好，正确的选择色彩，最终造出比较好的建筑。”

　　拥有香港注册建筑师身份的凯达环球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刘克峰对香港职能体制进行了介绍。

　　和香港建筑师相比，国内建筑师服务范围十分有限。香港的设计分三个阶段收费，在方案、扩初、施工图阶段之外，还有施工配合和实施阶段，其后的工作收费比例占总价的35％。而国内大部分设计院做完施工图交给甲方，便不再参与，甲方会成立一个研发中心或者技术部门进行二次设计，而设计院的建筑师根本不了解材料和工艺，导致建筑师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素养得不到提高。反倒是从万科这类研发部门出来的建筑师可以理直气壮的表示，他们懂材料，懂施工方法，懂造价，懂工期和施工次序。

　　上海柏涛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伍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设计环境中，中国建筑师存在强项、弱项、难处和益处四个特点。强项是学院派基本技能训练比较强；弱项是缺乏职业独立性意识及法律方面的了解和运作、合同管理、项目管理和规范化办公管理与运作能力；难处是付费的进度慢，自身在话语权上比较被动；益处是专业责任导致的法律诉讼与纠纷较少，职业受到尊重。

　　话题四：经营模式

　　张桦认为，设计单位不在于大与小，而是强与弱。大的未必强，小的未必弱。

　　上海水石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总裁李岚有不少思考。按照她的划分，国内设计机构的主流模式包括三种。

　　第一种为设计院国有控股为主的模式。这些企业的经营实际上施行的是一种股权和经营基本分离的状态，是中国长期国情和政治体制下相应的产物，在市场拓展过程中会体现出体制的优势。比如政府的一些项目，会委托这样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端是，行政管理会比较大的引导、甚至影响到技术的决策。除已形成品牌效应的设计机构以外，中小型此类机构会存在一些障碍。

　　第二种是一些外资独立的法人公司，或者是代表处。这些境外公司在境外采取的是合伙人制度，但在中国采用的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它们的股权主要是境外机构所有，但经营又比较本土化，所以它在中国本土的经营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的。这样的公司和代表处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市场拓展必须要依赖本土化，但不能实现真正合伙人的本土化，这对本土设计师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吸引力，不可能真正的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投入。如果完全依赖境外技术资源，成本会更高。

　　第三种是大部分民营中小型的设计公司，这些公司实质上执行单纯的合伙人制度，大多数是合伙人起步，逐步规模化。特点是责权非常统一，整个企业在经营决策过程中速度非常快，且具有很强的技术特色。但综合服务能力有一些欠缺，规模效应不足。由于公司较小，名气不大，业务不很稳定，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才会很快流失。

　　她认为，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对设计机构职业化的经营运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主对设计方所能够提供的综合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综合能力已经不仅仅包括项目方面的沟通，对技术经济和品牌的要求也都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开发商在打广告时，会明确署名设计机构的品牌。因此，设计机构要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有市场商务沟通的技巧，还要有品牌培育意识和服务意识，而新生代设计机构往往存在重技术、轻管理，重市场、轻服务的倾向。具有较高职业化运作水平的设计机构将会获得发展机会。中国新一代的设计机构需要稳定的发展，靠单一的模式将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我们应该依赖于合伙人制度和职业经理人的结合，闯出一番新天地。

　　从杭州较小的设计院发展成为拥有800多名设计师的规模集团，浙江城建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杨小军的经营模式与众不同。总部设在杭州的该集团在上海、北京、厦门开设有规模不小的分院，另外还设有园林院和室内设计院，同时在加拿大也有一个事务所，并经营房地产业务。

　　杨小军的策略是：资本和设计、技术相结合。“设计师可以自由选择在各地分院工作，各分院经济不独立、不承包，全部由集团统一控制，所有院长都实行年薪制。另外，所有的分院同时进行房地产开发，在上海已有清水园项目，在成都也有800多亩地待开发。”他认为，树品牌、吸引人才在短期内靠的是资本，集团化的规模可以跟国外事务所进行对话，这样更有助于发展。

　　赵小钧针对企业走规模化道路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现实下做规模才会有高度，在奥运工程项目中，“水立方”工程设计比其他奥运工程顺利就是一个证明。“如果我们还是1996年成立时50人规模的公司，做‘水立方’绝对没有能力。在中国现行社会分工不足、社会资源不充分的环境下，我们用自我的技术可以带来创作过渡；第二，可以用规模解决效益问题；第三，规模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风险，不但可以抵御市场下滑时的风险，还可捕捉项目的风险。”

　　“要有规模必须要做到集约化，集约化的核心必须要一体化，而不是若干个诸侯和若干个利润中心，如果每个诸侯都是利润中心的话，那么对资源和项目就会产生边界，难以做到互相流动。中国在规模化的市场需求下，还有很多重要工程需要用这种方式完成，但是国内真正可以按此运作的公司很少，我们选择这条路风险很大，但回报也很大。若干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难以组织起来，但中国的希望也就在于组织起来的中国人，中国建筑师的希望就在于可以组建起来的建筑师。这需要反思我们文化当中不能让中国人组织起来的那些要素和顽疾。”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不强调个体、也不尊重个体，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都用了一个垂直的集体主义解决方案，而西方社会采取扁平的个体主义解决方案。这两个东西的根本区别是尊重个人的独立性，每个建筑师在创作的层面上必须要得到个体的独立性，这是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我们尊重个体独立性，不对别人做过高的道德要求，我们崇尚的贡献和奉献精神必须要有脚踏实地的公平点，这样才能够完成创新。核心意义上的创新是每个个人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创新又必须是一个组织的合力。当我们这些人反对时下现象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但是我们自身也很可能被这种文化的本质所制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批判精神。”赵小钧精彩的演讲为论坛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