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权者才是建筑文化的杀手

一座城市的建筑风格折射了它的历史变迁、反映它的文化脉络。然而我们发现，本该由地域不同而各有千秋的建筑,如今却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城市文化价值也在逐渐丧失。针对这种现象，我们特地走访到著名设计机构——洲联集团·五合国际，请总建筑师刘力博士与我们谈谈他眼中的“城市建筑文化”。

媒体：一个时代一种建筑，您如何看待和总结这个时代的建筑文化特色？

刘力：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真正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爆发的高潮也就在这最近的十几年里。这个时代，各城市的建设量都非常庞大，不少一线城市更是通过一些契机，例如北京通过奥运会、上海通过世博会，涌现出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级地标性建筑。所以这个时代确实对建筑界而言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么如何来概括这个时代呢？我认为更多意义上应该称之为“补课”。早前由于经济水平偏低，中国的城市建设无论是从建设总量还是从设计水平来看都还远远不够。那么现在，量虽然做上去了，但是大部分的设计水准甚至建筑质量与国外相比仍旧无法企及。诚然，间或有一些建筑作品非常出彩，比如上海陆家嘴的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北京的鸟巢、水立方，但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这些地标性建筑与我们城市大多数的生活关系并不是太密切。更多的能够贴近我们的公共建筑或是民用住宅，在技术上的进步依旧不是特别明显。

媒体：您刚才提到地标性建筑，在您的理解中它们需要满足哪些特质呢？

刘力：所谓地标性建筑只是一个来自公众媒体的比较粗的说法，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一般从这几点考虑：首先是性质独特的，类似顶级办公楼、机场航站楼，或是用作大型展会公共设施；第二是规模巨大，或工程挑战性较高，比如在国内外具有排名的超高层；第三可能就是造型独特甚至怪异，也许会在学界和公众方面引起很多的争议，也许会被套上不雅的外号，但作为地标无非就是要引人关注，而关注的重点就是技术上和外观上的独特性。

媒体：就“传统结合当代”这一点来考虑，您认为我国哪座城市做得最好、最值得学习？

刘力：总的来说，目前在中国无论哪个城市都没有达到非常完美的境地。建筑规划层面的好坏取决于多方因素，包括整个社会的管理制度、广大设计师的水准、投资方和开发方的水平。在整个大环境的文化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前，建筑界不可能出现特别多的精品。

但相对来说我认为上海还是在建筑品味上、在传统建筑形态保护方面相对出色一些的。在上海，既有在技术高度能与国际先进水准相媲美的，例如陆家嘴一带的项目；也不乏在文化层面上有腔调有品位的，比如田子坊、新天地，八号桥等等。不仅仅是单个建筑，更多的是整片区域，整个文化氛围都反应成了这座城市里的市民以及领导对文化、对艺术品味的追求，也因此像陈逸飞、陈丹青这样的人物只会产生在上海。上海，还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城市。

媒体：那对于您平时生活工作较多的北京，您喜欢它现在的建筑文化风貌吗？对于北京的旧城改建或者新城建设可否谈谈您的想法。

刘力：北京继承下来的古城保留相对完好，特别是文革之前，从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到老百姓居住的四合院都基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是现在回过头看看，除了紫禁城和几处城墙角楼外还剩多少？就连四合院成片区也只留了后海那一部分，甚至还有一些名人的故居如今也基本上都拆完了。所以从城市保护意义来讲，我认为只能用痛心两个字来形容了。

媒体：在您看来，把像水立方这样新兴的建筑穿插在古老建筑群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突兀的感觉？

刘力：这个问题不大，本来社会就是要进步的，必然会有新的作品出现。而且你很难去具体规定某一区域的建筑必须是哪个年代的。我们这个城市整体就是工业化作品，只要将那些传统建筑穿插得好，城市形态就可以比较有机。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媒体：为了历史文化传承，老的建筑要保留；为了经济增长需求，新的建筑要盖起。但用地只有这么多，我们要如何才能权衡好这之间的矛盾？

刘力：我觉得还不应该把这个话题引到技术层面，这等于把问题推给了规划师和设计师。对于一个城市，那一片需要拆除、哪一片需要建设、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如何为文物保护立法，这都属于城市管理战略层面上的决定。你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保留城市的文化价值，这中间有太多的方法，关键在于我们看重的究竟是眼前卖地换取财政收入的价值，还是看重我们能够留给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子孙一些什么。

媒体：我们当下的建筑无论从形态还是内涵上都常常遭到抨击，您认为我们这一代的建筑师在这之中有多少责任？

刘力：这个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果说谁参与了谁就有责任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建筑师在这之中都有责任。然而仅仅因为他们是执行者，所以就是侩子手吗？就像红卫兵一样，好像所有参加打砸抢的那一代人都是罪人，所有参与这一代建筑建设的建筑师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在决定这块土地要建设什么，要用多大的容积率，要用什么样的风格？不管你拿出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开发商或者投资方都会有明确的要求，同时还需要上报政府审批，经规划局一系列的意见审核，凡是达不到要求就不予批准。现在不少城市还有更高的领导在做一把手决策，所以才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我认为，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为帮凶，但主要还是由权力决定的。

媒体：现在往往一些重要大型建筑都是由相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资事务所主导，国内机构则负责施工，您怎么看待这种搭配？

刘力：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考虑。我们说认为的中国设计师了解中国文化，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真的了解吗？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一代年轻人有几个能够直接阅读文言文历史文献的，有多少是真正知道所谓国学是什么的？所以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不一定是中国人。我曾经在英国做过与中国历史城市史有关的研究，当时就发现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汉学家在国外而不在国内。

第二，真正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技术水平的确是外国公司比较强，不仅强在它能够有先进的技术构造造法、先进的材料和程序运用，对于整个问题的分析、决策、解决办法都比中国走在前面。

媒体：彰显城市个性与魅力是我们当下共同面临的课题，可否请您大胆预测一下十年后我国的大都市会是什么样的风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的重要项目在持续建设中，我相信，十年以后我们大都市核心地区重要地段的国际形象还会再上一个台阶。比如反映在建筑的高度、规模、形象方面，到时这些都不会输给迪拜和其它国际大都会。也许它不一定代表中国整个城市史或城市软文化的势力，也未必就标志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水平，但是这些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势必会跟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好比北京的天坛、故宫、长城属于传统社会地标，但如果提及新地标则是鸟巢、水立方、大剧院和机场航站楼等等。那么上海就更不用说了，代表新上海的陆家嘴地标本身就是后工业时代作品，它和纽约、迪拜等其他的城市的地标虽然建筑形象不同，但确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所以说从这一代建筑的基本要素来讲，我们跟国际上已经没有太多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