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土壤环境立法迫在眉睫

镉污染下的病变豆角

这期报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调查系列报道的延续，我们选择关注邻国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其中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环境病症，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除了南都记者特赴日本带来的报道，我们还关注了中国本土的土壤污染修复案例。中国正在经历和日本上个世纪同样迅速的经济增长期，污染也在同步增长，新世纪以来，和重金属有关的环境事件愈见频繁。而中国的土壤污染治理也在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已经完成，重金属治理的规划(2010-2015)修编也已上报国务院并于近期公布。土壤的环境立法已经迫在眉睫，我们采访了两位参与立法研究的专家，他们的急迫背后是严峻的现实。

　　不管是空气中的铅，还是污水里的镉、砷，在逐渐沉淀之后，最后的归属都是土地。科学研究表明，水稻的根系生长于25厘米之上的土壤表层中，而这一层也正好是重金属最富集的所在。

　　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它在未来又会成为怎样困难的一个任务呢？

日本的教训 世纪之“痛”

　　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公害事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虽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阴影仍未完全在这个岛国抹去。

　　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推定，在1911年，神通川流域就出现了第一位痛痛病患者。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恐怖而且神秘的疾病开始见诸报端。时值痛痛病患者受害近百年，南都记者特赴日本，采访了环境受害者、土壤学家、律师辩护团、公民社团领袖、政府官员等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希望能给中国重金属污染未来的治理带来启发。

即使是现在的日本，诊断疾病是否产生于重金属污染，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年98岁的彬野，在她96岁才被诊断出是镉污染的受害者。她患的疾病异常罕见，无法行走，亲人甚至无法搀扶她，搀扶和接触都会令她的骨骼疼痛加剧。这种被命名为“痛痛病”的神秘疾病，曾经肆虐在本州岛中部的神通川流域，直到现在它依然像一个幽灵般出没。

　　从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矿毒在神通川的侵袭深入的60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地震。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重生，其艰难不亚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这种过程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40年过去了，受害者仍然生活在不安中，日本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土地污染的阴影仍未消除。

　　患者：矿山下的牺牲品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少数受害者之一，她银白色的头发稀疏，弱小身躯蜷缩成一团，在医院病床上长睡不起，亲人每天都会来探视她。但她对外面的世界毫无知觉，一根输送养料的管子直插入她的肠胃，同时和养料一起输送的还有一种对骨痛有缓解作用的药物维生素D。

　　之前在别的医院，彬野曾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和肾萎缩，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在荻野医院检查后，医生青岛惠子建议她去做一个痛痛病专家鉴定。

　　这个专家鉴定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组成，这个程序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启动，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

　　被认定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分别是：1)长期在被镉污染的地区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发现；3)肾脏功能的损害；4)骨软化症。其中，骨骼松散和软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可被医师用作判断痛痛病的重要依据。

　　在受害者体内，和镉富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铅和锌的积累，但和镉相比，数量被认为不足以致病。

　　自70年代日本厚生劳务省启动患者认定程序以来，像彬野一样经过国家认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195名，还有404名疑似患者曾经接受过医学观察，他们在等待中陆续死于肾功能衰竭。还有5位“获得认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鉴定为痛痛病之后，她可以获得来自三井矿业公司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