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之辩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

　　每当银行贷款开始收缩、中小企业资金链紧绷时，形形色色的“影子银行”就开始大行其道起来，而委托贷款则是这种“影子银行”的典型代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今年3季度末新增委托贷款规模为1.07万亿元，足足是去年同期规模的2倍，并占环比已经大幅萎缩的当期社会融资总量的10.9%。

　　随着委托贷款的井喷，利率也开始水涨船高，逾期不还的发生概率更是蹿升，由于这些委托贷款数量更大，涉及到的公司多是国企和上市公司，当然外资的身影也不鲜见，一旦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违约浪潮，危害和影响更甚于目前的民间借贷潮。随着前一段时间证监会连同证券交易所的摸底调查结束，各地政府也开始有所行动，对这种“合法的高息放贷”进行约束。

　　近日江苏省国资委颁布禁令，提出省属企业不得以各种形式向系统外的企业拆借资金，也不得借入高息资金。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或许有更多地方政府效仿江苏省国资委的做法。实际上，这条禁令并不是将委托贷款“连锅端”，因为考虑到关联企业的委托贷款属于系统内流动，借款成本又低于同期的银行利率，风险基本不会向外扩散，系统内的关联委托贷款并未遭到封杀。

　　一直以来，一些资金充裕的国企和上市公司苦于现金趴在账上徒然无利，但由于社会融资总量的骤然紧缩，“钱生钱”的良机突然从天而降。这些企业双管齐下，对内部关联企业低息输血，对外部企业尤其是最危急的房地产企业则发放高息委托贷款。试想，目前委托贷款的年利率多数已经达到15%~20%，这样高效而迅速的利润率又哪些实业能比得上？面对这样的诱惑，又有多少主业萎靡的企业能坐怀不乱？

　　国企财大气粗，上市公司拥有定向增发和发债的超募资金，而房企则拥有可以点石成金的土地资源却苦于资金短缺，地产的泡沫和资本的逐利性，凑成这对“郎情妾意”，房企绕道进行了融资，而本来没有房地产开发资格的金主们则变相地参与了房地产开发，有人批评这种委托贷款是“资源错配”，但实际上，资本的选择是最为理性和明智的。

　　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已有超过130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近80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200亿元。这其中有多少是针对房企的尚没有明确的统计，但能够肯定的是，涉及房地产的单笔委托贷款无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是最高的。从公开数据看，目前发放给房地产项目最高的委托贷款利率达到21.6%。别的且不说，连房地产行业龙头万科的中报中都赫然列着两笔10亿元的委托贷款，利率分别为10.5%和11%，基本与信托融资成本相等。

　　我国《贷款通则》明文规定，企业间的直接借贷是禁止的，但讽刺的是，委托贷款则完全可以无视这种明令禁止，用银行作为中介而实现借贷，至于借贷的利率、条款、时限完全由企业间商议而定，这与直接借贷基本无异。

　　在目前宏观调控和银根紧缩的形势下，委托贷款更有“火中取栗”之势，完全无视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方向和行业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风险。这样一来，甚至有上市企业主业荒废，完全以“放贷”为生，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一纸禁令，这种典型的一刀切式行政化手段干预，当然对于目前泛滥得有些难以控制的委托贷款起到风险抑制的作用，但是仅仅斩断国资体系内的风险，也只能是狭隘的丢卒保车之术，让更多没有背景的民营中小企业充当炮灰角色，很难说是真正对社会经济体系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不能去过分指责委托贷款的当事方，委托贷款风险敞口的暴露根源复杂，盘根错节。房企在银根紧缩、销售下滑的环境下四处告贷，面临的是直接渴死还是饮鸩止渴的困境；而金主们在每况愈下的实体经济经营环境下，选择利润和效率都更高的委托贷款也无可厚非；甚至有很多不甘寂寞的银行利用自己对客户资源的掌握，主动充当“月老”为委托贷款牵线，甚至做出以贷款置换委托贷款这样的“隐性担保”，这也跟整体行业收缩信贷使得众多银行面临巨大吸存压力有关。

　　如果再往深处追求，融资渠道狭窄这种老生常谈自不待言，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发债资金的监管漏洞也难辞其咎。根除委托贷款风险顽疾，并不是一纸禁令、一片谴责就能奏效的，坚持“疏大于堵”的原则，全社会全体系综合性的渐进治理才是长治久安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