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镉超标大米根子上的问题是土壤污染

　　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一事，各方嘴仗打得厉害。当事主体之一深粮集团昨天发布声明：“没有让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其中的是是非非，真相仍有待查明。这一事件根子上的问题，还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导致大米铬超标，继而引出后面的事情来。

　　防治土壤污染不宜“内紧外松”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日益严重，这是一个现实。去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显示，有关部门此前曾花了6年时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结果虽然没有公布于众，但确也提出警告：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比之大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所受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前两者。原因在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有可视性、可感性，而土壤污染缺少直观的感受，问题的暴露也不在于一时，而是容易导致慢性问题。不过，已经反映出的问题和零星、局部的一些调查都在说明，对于防治土壤污染的重视程度，不可逊于前两者。

　　防治土壤污染，当然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既要防，也要治。那种哪怕毒害土地也要经济增长的观念，应当彻底抛弃。在努力提升土壤监管能力和预防土壤污染能力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防与治，二者须齐头并进，缺一不可。这是当前应该秉持的理念。

　　土壤污染状况不该成为“国家秘密”

　　这几天，围绕土壤污染问题，除了湖南铬超标大米事件外，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此前有律师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数据等信息，但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一时间，“国家秘密”四字，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千层浪。

　　有学者称，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更多人则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

　　这些质疑值得倾听。正如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一事的真相有待查明一样，土壤污染信息究竟该不该向公众公开，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从大原则、大方向来看，环境信息的公开乃是大势所趋。公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天空的污染状况，应该有基本的知情权。法律赋予了公众的这种知情权，这一点，并无疑问。知情权往往也与更好的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

　　当然，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明确规定不予公开。只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信息涉及国家秘密，此办法没有更深入的条文。由此，在是否应当公开土壤污染事故没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裁量权主要落在了环保部门的手中。

　　在我们看来，的确有一部分土壤污染信息不宜公开。比如，有些土壤污染并非一般性的工业、农业活动导致，可能与国防建设有关，此类信息自然不宜公开。但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污染信息不宜公开，不等于所有的土壤污染信息都不能公开；部分信息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不等于所有土壤污染信息都因此成为“国家秘密”——倘若说农民使用农药造成的土壤污染也是“国家秘密”，那么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的。

　　将适宜公开的土壤污染信息及时向公众公开，这似乎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其实也是一个尊重现有法律法规的自然结果。假如环保部门是怕一些土壤污染信息的公开引起公众的担心，则此类顾虑不能成为合法的理由。10年前“非典”等信息从遮遮掩掩最终走向公开，正是此理。

　　不能说还是不敢说

　　有媒体翻出“旧账本”称，2006年7月18日，“为全面、系统、准确掌握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家底’”，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此后，环保部一名副部长公开承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2010年，这项土壤污染摸底调查终于完成，但调查结论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到底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成为舆论追问的核心问题。在土壤污染问题上，因其较强的隐蔽性和专业性，不排除民众的认识存在偏差的情况，但越是如此越需要专业机构作出通俗、细致的解释。以“国家秘密”为由一推了之，只会助长谣言的蔓延。

　　如网友所说，很多时候，有关部门都“低估了老百姓的智商”。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公开的结果都好过遮掩，“三公”经费和PM2.5就是明证。遗憾的是，有些部门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

　　元宵节当天，国家发改委发布油价上调通知，使内地油价重回“8时代”。有车族们纷纷表示，这真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业内人士分析，国家发改委在非工作日下达调价指令史无前例，可能是怕“再不涨就来不及了”。在台湾及国际油价纷纷下跌的趋势下，内地油价却逆流而上，这样的反差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恐怕难堵悠悠众口。

　　着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因涉嫌轮奸案被刑拘的消息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有观点称此为“舆论的狂欢”。在对此事的关注中，有人反思了“星二代”的教育问题，认为正是父母一次次替子女“擦屁股”，才形成了“爹妈罩我去战斗”的恶性循环；有人反思了青少年收容教养制度，称“把坏孩子关在一起，最后出来的都是‘十项全能’”，还有人反思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批评媒体对该案及涉案人过度曝光，侵犯了未成年涉案人的隐私权，并认为“一味贴标签、娱乐化会戕害到整个社会风气”。

　　高度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皆因涉案人的特殊身份。其实舆论最为紧张的，还是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公平正义能否不打折扣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