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大潮中的人民如何生活

　　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城市世纪，其标志之一是，2030年前后当中国总人口达到约15亿时，其城镇化率将超过65%，城镇人口约升至10亿。

　　相比2011年中国51.27%的城镇化率、6.9亿的城镇人口，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将有超过3.3亿的农民进入城镇。这一转移人口的总规模，超过了美国的人口。

　　如今，中国城镇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我们身边的悄然变化，涌动起中国城镇化的波涛：平均每过两秒钟，就会增加一名新市民；每一分钟，就会有约30人走入城市“落地生根”；每一天，分享城市生存空间、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的市民就会增加近5万人；每一年，城镇人口会以一两千万的数量成长。

　　人们向往城市、走进城市，为的是获得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哪怕为此付出艰辛、忍受歧视、经历孤独。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会十分地执着。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失地农民。

　　城镇化大潮中的最大问题是征地拆迁

　　一记者今年回家过年，深感城镇化的浪潮已经开始在家乡涌动，仍在农村生活的舅舅、伯伯、表哥们被城镇化席卷，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征地拆迁。

　　舅舅家在离河北省会石家庄约15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随着石家庄市的工业发展，村子所在的镇成为了投资热土，村子的所有农田都已被征用，舅舅一家在2011年底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

　　舅舅和舅妈都没什么文化，两个儿子在石家庄工作，并不过问村中事务，土地征收完全听从村委会的决定。舅妈说，她不知道什么赔偿标准，她只知道村里的干部夜里挨家挨户找村民签字，她就跟着签了字，然后把收到的钱按人头分给了两个儿子，至于地价、补偿金、资产评估、福利待遇和养老保障什么的，她到现在都一无所知。

　　表哥（舅舅的儿子）说，全家4亩多农田，所有补偿加在一起合到每亩7万多元。虽然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但补偿是否合理，村里没人追问，“如果只有咱们管，其他户不问，有什么用呢？”表哥笑着说。

　　舅舅的两个儿子很早就开始在城市工作，农田里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微乎其微，如今没了土地，对于眼前的生活似乎并无影响，反而还多了一笔补偿款。“村里大多数人拿到钱都花了，买车，改善生活，没有人想没了土地以后怎么办。”舅妈说。

　　我简单搜索了一下，发现舅舅家所在的镇早已开始工业化。2012年，该镇引进省市重点项目23个，涉及16个行政村，1751亩地、1356户。

　　而舅舅所在村子的地被一家叫做润丰物流的公司征用，用于仓储。早在2009年底，冀中能源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就与当地县政府签订协议，将该公司矿山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基地（整体搬迁）项目落户到舅舅所在的村，总占地面积1000亩，投资4.2亿元。

　　表哥说，村里也开始流传要将村里的住户搬迁到市郊的小区里，回迁房按一户三套的标准来分。村民们对此看法不同，有的开始期盼分得更多的房产，有的则觉得农村现在的生活很好，到了市郊，物业费、垃圾费、停车费等各种开销都会增加。

　　同时受到城镇化发展影响的还有大伯，他住在离石家庄机场不足10公里的村子里，京广高铁像一条巨龙穿村而过。

　　大伯家的房子距离京广高铁不足5米，高速铁路巨大的水泥桩矗立在房子旁边。每天从6点左右开始，大约每隔十分钟，高铁就会呼啸而过，如闷雷般的轰鸣声也会在房子里回荡，墙壁也跟着颤抖起来。

　　大伯说，两三年前，高铁开始建设时，也曾有人测量过房屋的面积，但最终没有拆迁也没有补偿，他更没有听说高铁施工需要进行环境评估这回事儿。

　　2012年10月，高铁试运行开始后，这样的噪音就如影随形。前几天，他家房顶上开裂了几条大缝，大伯用水泥补上了。是不是高铁的影响？他不得而知，也求助无门。

　　这次回家让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两个表哥的变化。其中一个表哥今年32岁，18岁高中毕业进了一家民营电气安装施工小公司，从施工做起，如今做到了公司的二把手；另一个今年34岁，16岁初中未毕业，就出来打工谋生，18年里换了不下十种工作，从建筑工地的小工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从电气安装公司的电工到饭店的厨师，2008年开始做了两年出租车司机，开了两年包子铺，2012年开始卖钢筋、配电器。

　　在打拼十几年后，他们对工作的认识是如此的殊途同归——出来混，靠的是关系，混得好不好，在于你跟权力的距离有多近。

　　做电气安装的表哥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省会一些保障房项目的电气安装投标，表面看起来符合规定，但其实功夫都下在前面，中标的公司靠关系早内定好了，内定的公司组织评标，找关系好的公司陪着投标。

　　而卖钢筋的表哥则愁眉不展地告诉我，“钱不好挣啊，一开始谈生意要走关系送礼，等谈成了送货，质检也要走关系，做成了还得靠有关系才能拿到钱，赚钱就是一连串的关系战役。”

　　他看着我，不解地问：妹妹有学历，为什么不去考公务员呢？进了政府部门，有了权力，一家人跟着沾光。我苦笑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我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在表哥们面对的现实里是那么遥远和抽象。

　　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

　　记者到豫东调研，有位大嫂说话风风火火：“叫俺进城也好，叫俺上楼也好，解决不了饭碗，解决不了生活，怕是不中！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那咋吃得起嘛！”一语道出了城镇化的大问题。进城容易就业难。尤其在县域城镇，能否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一步。河南省民权县立足自身资源、孵化特色产业，进行着探索。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农村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5O0O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300多万人。一些地方的失地农民由于缺乏可持续生计安排，面临“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困境，这种状况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失衡和对城市化的抵触，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如何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安居乐业，是目前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了及时了解当前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困难、心态和需求，笔者进行了专题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失地农民的生活总体保持稳定，但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通过城镇化转移来减少农民，实现农民的非农化。一方面让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民的人均土地占有水平，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立足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客观地审视我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农民土地产权不明确的特殊背景下所进行的城市化，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的管理体系中，也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的福利与公共品分配体系中。他们成为我国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由此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在农村、农业和农民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城市化进程的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