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中国开发区创新突围样本

　　连续第十四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中国商务部评为国家级开发区中的第一名，不过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系列严峻挑战并不让人轻松。通胀、涨薪、土地资源紧张，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工业园区的“老大”如何在经济转型之中维系基业长青、在同业竞争中保持不败？——近期，包括CNBC、美国在线财经频道、路透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MoneyWatch频道、道琼斯等在内的众多国际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一热点话题，并报道了天津开发区的创新突围样本。

　　上述媒体报道称，在9月21日刚宣布的中国商务部2010年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比结果中，天津开发区以超出第二名约30分的领先优势击败了全国各地的89个国家开发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出口重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园区——而获得十四连冠的殊荣。在综合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及社会责任、管理体制建设三项指数中，天津开发区位居第一。同时，在基础设施配套、环保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项指标中，天津开发区均排名前三。

　　“落户天津的投资者很满意，”环球通视咨询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任先芳认为，“每年20%左右的增长速度使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发展最块的工业园区之一。”

　　任先芳分析说，天津开发区的高速发展基础是重工业和高科技的大手笔投入；同时，得益于中国致力于使整个工业基地由历史上的南部和东部重镇逐渐北移、从而修弥区域经济之间不平衡的大背景，开发区也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成立于1984年的天津开发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工业园区。截至今日，开发区已批准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4870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到622亿美元。约有78家财富500强公司在此投资了166个项目。根据香港贸发局(HKTDC)的资料，天津开发区堪称“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因为它已建立了电子通讯、汽车、生物医药、食品饮料、机械制造、航空、新能源和新材料、石化和现代服务业等完整的产业集群。并且，天津市总体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中约20%来自开发区的贡献。

　　不过，天津开发区依然需要在遍布全国各地开发区的激烈竞争中保持独特竞争力、实施创新突围。挑战者中不乏像去年刚成立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样的新晋竞争者。

　　“中国很多城市现在都在不遗余力地作推广、吸引投资，”负责天津开发区招商工作的经济发展局局长梅志红说，“各个开发区、城市招商过程中提供名目繁多的优惠措施，我们遇到很多企业都一时拿不定主意该落户哪里......”

　　对投资者而言，落户开发区主要面临两类成本结构，一类是开业成本(包括买地、建厂、添置设备和人员等)，另一类是经营成本(包括各级地方税负、供应链成本等)。

　　天津开发区独特的作法是——不同于其他园区许以“甜蜜的开业优惠方案”，它更致力于帮助减少投资企业的长期经营成本。用开发区政策研究室徐代鸿研究员的话来说，即“通过提供优化的‘软环境’——包括信息、法规、物流、人才、资本等——来使开发区的‘硬环境’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我们鼓励企业不是‘一家一家’地来进驻，而是‘一群一群’地来，”梅志红说。

　　“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环境，包括帮助企业很容易找到供应链的上下游伙伴、客户、供应商等等。企业在作严谨的投资决策时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这些因素，而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例如，作为电信产业集群，开发区最初成功地吸引到摩托罗拉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入驻，而后又引入了摩托罗拉的上游生产商、帮助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逐渐形成一个同行业的群落。无独有偶，后来入驻的三星公司同样也成功“感召”了其自身的供应商一起入驻开发区......

　　可以想见，与要求几近苛责的投资商打交道的过程也驱动着开发区不断自我提升，从最早期“满足稳定的电力供应要求”层面而不断演进，到如今的“创建一个透明的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投资者可以清楚而准确地知道在天津开发区经营企业合规意味着哪些支出是必须的(而哪些又是不必要的)，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优质的员工，知道有哪些功能部门是无须从头建立而完全可以从开发区获得外包服务的......徐代鸿认为，一个透明管理体系带来的种种便利，不一而足。

　　“的确，当中国还没有谈起外包的概念之时，这里的企业已经帮助我们学会了怎样作服务外包......凡此种种，还有很多事例。对我个人而言，与入驻企业一起共事、从中学习到很多很多，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梅志红说。

　　毋庸置疑的是，通胀、涨薪、土地资源紧张、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的阵痛，也是所有中国的工业园区面临的严峻挑战，天津开发区概莫能外。

　　“中国正经历通货膨胀。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位于北京的Dragonomics Research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Tom Miller说，“一个供应趋紧的劳力市场会导致利率上升。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地经历转型。”

　　环球通视的任先芳也同意挑战随处而在。“中国的工业园区经历了多年的‘圈地’运动，事实上现在土地存量已经很少了；而伴随土地价格的升企，是地产市场的整体泡沫显现，因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对开发区经营者构成不小的挑战。”

　　挑战的组合中还包括最新出台的货币紧缩政策。尽管该政策旨在抑制通胀上升压力，但惜贷的财政氛围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推升涨薪需求。因此，圈地运动中的廉价货币供给现象将不复存在。

　　天津开发区的解决方案则是通过自身良好的国际品牌——“城市名片”效应——与天津市政府形成强有力的共赢纽带，并因此获得市政府在土地使用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土地始终是稀缺资源。”梅志红说，“我们在土地开发和基建方面作了巨大投入。市政府对我们很支持；他们鼓励我们与各个区县进行合作，共同征用土地并实施开发管理。”

　　而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方面，开发区鼓励落户企业“一稳一涨”：稳的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水平、涨的是一线生产工人的福利。同时，也向政府方面争取到一线生产工人的补助计划，以保障他们有体面的生活水准。

　　撇开这些应对式举措而言，开发区的核心发展战略则是顺应产业转型趋势，淘汰劳力密集的低附加值产业，进而建立自动化程度高的高端制造业。梅志红以来自丹麦的落户企业诺和诺德为典型，说“这么大的生产线上仅仅需要约1000名工人运行”，这正是开发区吸引的投资企业类型。

　　“产业转型与升级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低科技内涵、劳力密集的生产型企业势必会继续搬离开发区，因为他们难以承担在这里继续经营的成本。”梅志红说。“但像诺和诺德这样的企业，生产线自动化水平高、产品高利润，他们自然有留驻开发区的经济驱动——因为这里完善和透明的管理体制环境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赞同这个观点的还有东海炭素(天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达也铃木。

　　“我们之所以选择落户天津开发区，是因为在这里能和原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保持接近。更重要的是，园区的管理水平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对我们来说，自然会趋向于信任一个行政高效、服务优良的合作伙伴。”达也铃木说。

　　这也是天津开发区希望带入其最新规划的南港工业区的管理思路。南港工业区面积近200平方公里，系化工产业为核心的一体化产业集群，包括陶氏化学和液化空气集团在内的财富500强企业业已和南港达成了投资协议。预计到2015年，南港的工业年产值将达到470亿美元，到2020年上升至780亿美元。届时，南港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炼油和乙烯生产基地、以及中国北部重化产业核心地。

　　除了南港这样的化工产业集群，天津开发区还在建立现代服务业集群——包括金融、贸易、物流服务等，均为现代高附加值制造型企业(也是开发区志在吸引的群落)所匹配。

　　“我们希望投资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发现这里的服务体系如他们在母国所熟悉的环境一样，甚至更好。这里是一个企业友好型的园区。”梅志红说。

　　天津开发区所处的环渤海地区被视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被中央政府列入战略要事之列，发展可谓正当其时。不过，天津开发区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政府下一步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还将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

　　“没有人能始终依靠他人或者中央政府来发展。广东和上海的故事就是如此，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就不再是主要驱动力，而是形成自我良性发展。天津也同样如此，我们会有很多新的机会......”梅志红说。

　　“我们始终鞭策自己要保住第一的位置。”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