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后如何转型

　　编者按：“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回溯“九五”到“十二五”的沧桑巨变，中国经济冲破重重阻碍，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之履,无论是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还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还是更为概括性的内涵式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无不折射出转型的逐步深入和升级。在2011年进入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经历了跨世纪的飞跃，探路深度转型，无疑是一个更富挑战性的课题。

　　今年是中国经济“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转型”是此间被反复注解的核心词。然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之履并非从今年才开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初是从1995年“九五”规划时提出的，当时提了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这两个转向定义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十几年过去，经历了“九五”、“十五”，尤其是“十一五”经济大踏步向前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而危机之后仍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又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转型显然已经跨入深水区，我们面前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

　　才能提“又好又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除了数量的增长之外还包括社会的医疗保障、教育、休闲、公平、环境等等各个方面。现在所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是超越了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回顾历史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集中力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一阶段里，速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好”与“快”的摆位上，一直把“快”摆在“好”的前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当时人们也认识到“好”的重要性，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物质水平的限制，即使认识到也难以做到。因为当时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和基础。

　　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对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也提出更高要求，这表明我国已经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党和政府顺应这种变化的要求，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这些年我们在加速发展中拼资源、拼环境，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发展仍然要快，但‘好’已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了阻止经济发展速度过度下滑，把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放在首位，但这只是应急之举。从根上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好”的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由着重关注温饱的生存型向追求质量的发展型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不可逆转。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冲击较大，也更深刻地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没有随以温饱问题解决为标志的社会转型而及时转变，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出口受阻，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是大幅下滑。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坚持‘好’字当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