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降水来袭 部分“水害”水资源可能被利用
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甘肃、四川、广西、湖南、重庆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造成局部地区不同程度受灾。6月18到21日,四川,强降雨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01亿元;6月9日,广西,暴雨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8620多公顷,其中绝收610公顷;6曰6日到8日,江西,受强降雨影响,共有近23万人受灾,近万人被紧急转移,6月6日到8日,湖南,强降雨造成全省168个乡镇的66.9万人受灾,7390人被紧急转移……本周,长江江流域仍将持续强降雨。今年5月以来,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发生多次强降水。导致了大面积农田受淹,一些城市部分道路成河致泊……
黄智敏:是这样。在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江汉平原,由于地势低洼,历来河湖交织,成为充沛天降水、客水的辐合交汇带,这一农业湿地,素有“水袋子”之称,在农业上洪涝成了这里的“心腹之患”。然而,如果此类降雨发生在这里2011年罕见的春连初夏旱,许多塘堰、库湖干涸或者趋向干涸的时刻,其淹水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而且会被誉为“甘霖”,只是在时空上错了位。 记者:一讲到“水”,人们就会想到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并不富足的国家,只是降水分布不均,才经常出现“南涝北旱”。那么像这样的“水袋子”,又怎样变“水害”为“水利”呢? 黄智敏: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保护水资源问题。对这奢水的农业湿地,为发展粮食等生产,过去在水利建设上实行以排为主的方略无疑是对的,但历史上过度围湖造田,对留湖调蓄可就大有忽视了。根据湖北省水利部门早期验证,江汉平原以一米或以上水深湖泊面积与承水面积(即汇水面积)之比,控制在8%—15%之间为宜,这样由于有较为充足的调蓄场所与功能,一般不至于成灾或洪泛为患。但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就降至8%以下,80年代初只有6.64%了,多少年来湖面又在气候变暖等环境下继续变小,加之水利系统、设施常年失修,还有某些地方缺乏统筹规划,自由种植,水旱作物交叉,用水排水紊乱,有的平原湖区3天降水100mm,就会渍涝,7天以上无雨,就会引起干旱。1天100mm以上的强降水不导致水害,那就成了“天方夜谭”。加之大灌大排,使一些构成“水害”的可贵水资源,就被排的无影无踪了。
黄智敏:是啊,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因为系统工程最讲究整体性、集合性、关联性、有序性、目的性、环境适应性原则,要从总体战略与中、微观战术上解决水资源优化调度问题。淹水,诚然是一件坏事,但给我们科学运筹水资源提供了鲜活的调研现场。它会告诉我们,在江汉平原水资源优化调度上,要借助于正确的人为干预,建立一个寓工程措施、生态措施、农艺措施于一体的科学运筹水资源体系。 诸如在工程措施上,在流域内过去一些水利工程在排灌上还是有效的,问题是要对常年失修的大中小型灌排系统加以梳理,一些可以起节制的涵闸设施要整修;同时,多少年来种植、养殖结构与布局的改变,尤其是有的农民对水旱作物的随意种植,水旱作物的交叉,使过去按水旱作物区划设计的灌排渠沟,在水资源调控上——无力消除直来直去的“直肠子”问题进而加剧,这就要靠在强降水引起水患时的精心测查,按照起码能抗御10年一遇强降水的标准,确认在灌渠或排水沟旁建造调蓄的库塘,甚至对低洼湖田退田还湖(殖),使之在农田集中用水(如水稻集中移栽)时,靠上游大型库湖、河流来水主灌,本地库塘相机增蓄,发展水产养殖,平时与农田循环用水,在丰水农田排水时兼蓄涝水。现在江汉平原一些大中小型水利干渠,仿若“有藤无果”,在水资源运作上,其渠沟旁没有调蓄的库湖作“肾”,此乃是导致“水害”第一要因。解决了这一问题,就能增强其调蓄“肾”功能。 在生态措施上,应实行渔农循环用水,这对于减少水害,保护水资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措施。还有一个重要的生态与农艺结合的措施是,要保护水田面积,每年汛期尤其是6—7月梅雨期,常为强降水多发期,早、中稻田也是用水集中期,在湖泊面积锐减的情况下,稻田替代调蓄的功能昭然若揭,而保护相当数量可以调蓄、冲缓涝渍的水稻面积,是减少“水害”的一大要务。
黄智敏:当然,农作物淹水与城市排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里着重说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地面的硬化率愈高,强降水的下渗率显著降低;二是夷泽建筑,即将一些低洼的沼泽地填高并硬化地面新修建筑群,这是道路淹水并流向农村的重要原因之一,像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城市建设规划时做起。 看来在江汉平原农业湿地,科学运筹水资源的问题,是一个防灾减灾、变水害为水利的巨大系统工程。政府与科技管理职能部门,可组织农业、水利(文)、水产、气象、城建、航运、环保等多部门、多学科,按照科学发展观,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如前所述从总体战略与中、微观战术上解决水资源优化调度问题。 记者:您说的这些问题,是否也适用于我国其他农业地区? 黄智敏:上述水资源优化调度问题,对我国南方农业湿地也是适用的。统筹利用水资源,这委实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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