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中国建筑发展

　　编者按：在上一期《新观察》栏目中，《十问建筑（上）》向读者展现了建筑师为这一时代奉献的那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社会中种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去伪存真，以抽象逻辑架构并为读者所见。如果说，由这些问题形成的问题网络是对社会真相的丛丛揭示，通过不同建筑师、评论学者的恳切回答，我们也部分看到了为社会未来担忧并以为人梯的献身精神，为社会公正而不屈从的知识分子情结，和反思社会文化生态并追求共同进步的赤子之心。

　　2012年年底，北京798艺术园区超城建筑与超城空间画廊举办了“超城建筑5年展”和“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人都是建筑师”研讨会活动。在研讨会上，车飞向应邀参加研讨会的建筑界相关人士分别提出了10个关于当前中国建筑发展的问题，并随后展开了讨论。

　　关于建筑实践

　　车飞: 追求高品质建筑作品是每个建筑师的愿望。中国大部分的建筑实践源于两种业主类型，政府项目和私人项目。政府项目的业主是所有国民，因此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是这类项目的最高追求。私人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大多只有几十年，考虑到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随时随刻的因调规而可能发生的土地置换或拆迁，所有中国私人建筑项目本质上都是临建。你的建筑实践，更多的是政府项目还是私人项目？独立建筑师在中国实现高品质建筑作品是否有可能？

　　刘逸兰（奥地利普赫尔建筑设计公司项目发展总监）：从理论层面看，政府建造项目是要满足所有人的愿望，私人的开发商只希望满足他自己。而在真实实践中，由于希望尽量卖出更多建筑，私人开发商反而要考虑更多潜在的需求；而政府的项目只要满足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需求就符合项目进程和程序，这是在中国从事项目开发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私人开发项目中，开发商需要各类不同团队相互协调，团队间各种不同的意见需要就不同因素被考虑。反而在政府项目中，如果建筑师能抓到一些让人感兴趣的点就能够做出较为满意的作品。

　　实际上，中国的决策层与国外相比，不同的是年龄层次的低向度趋化，在中国，40岁到50岁的人群已经任职决策层职务，而美国或者欧洲的决策层中，有的人的年龄可能达到七、八十岁，这反映了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尽管市民也会抱怨政府官员出国公款消费数额较大，但反过来想，拥有这些经历的政府官员确实会更有视野和积累——出国消费是有限的，但是修错一条隧道或者一项大型城乡工程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关于建筑学

　　车飞: 建筑学是关于如何建造人造物世界的学问。我们可以不追问这个人造物世界从哪里来，但是必须回答这个人造物世界的明天是什么？今天，信息、技术与他们构建的人造物空间无所不在，甚至人的思考也正在部分地被参数化等智能技术所取代。当人造物成为每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人人都是建筑师，人人都有建造自身的权利。今天已经是一个物造人的世界，你认为每个人是否还有建造自身的可能性？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实际上就是人面临着各种终结问题的时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哲学家就在持续讨论艺术、哲学的终结等。后现代就是一切的终结，这意味着，人的所有想到的可能性都已经完成。在这一理论观念中，生产终结、消费终结、心的终结，最著名的是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指的不是物质生命的消亡，只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即所有事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再也没有新的可能的机会。当今的知识分子不再思考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例如思考世界的本体、人类的未来等最根本的问题，而是思考民主问题、全球化问题、地域性问题等现实问题。

　　我们每个人是否有建造自身的可能性？西方学者早已有答案。西方社会整个体制、机构、制度的物化，已经把所有人变成铁笼中的人，你已经没有任意改造自己、自由选择的机会。西方历史上大概曾出现过三个自己能够塑造自己的时期，但今天，机械化、体制化、物化、消费主义已经把人完全控制住，把人锻造成了产品。今天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要保持一种态度，保持一种意志，保持一种愿望，什么愿望？不合作的愿望，这是最重要的。我能创造出一个何样的自我并不重要，但我要有一种创造自我的要求。对于建筑师而言，能不能设计出好作品不好说，但有没有去创造美的态度很重要。

　　关于观念

　　车飞: 观念建筑不同于建筑观念。观念建筑的核心是观念，建筑观念的核心是建筑。你如何理解观念的实现？如何在传播中不断地构建其自身？

　　焦应奇（当代艺术家及策展人）：我个人理解，一个社会如果健康运转的话需要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体现了机制的关系，第一个是民俗文化层面，第二个是权力文化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局部性文化（即社会空间里某一个局部文化领域），第四个层面是个人行为。一方面，文化的动力源来自于个人，社会中的个体没有文化创造力，个人文化就基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机制不给个人文化一定的空间，个人文化在社会中很难实现。

　　结合我的个人经历来看，在一个充满儒家文化传统、充满“拷贝”价值观的社会中尝试试验性的文化是非常艰难的。就我所见，人们的认识已经剥离地方性的概念，艺术家的表现和尝试很难回到个人生活经验的层面，而基本上在知识的信息流中纠结。在一些研讨会上，我给批评家们提过一些问题，当谈到文化身份的危机时，人们会不会反思这种现象是一个问题，反过来说，当对文化自身追问时，人们有没有在追问自身工作能力的问题。五四时期的人们反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想来有点可笑，但是正面的方面也有。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走入全球化，千万不要像一些当代艺术家一样走向观念形式主义，有违予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