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腾笼换鸟”

　　“中国制造”升级“中国创造”能否助升幸福指数

以“深圳速度”著称的深圳

　　2012年伊始，广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调到8.5%，“除了上海、北京外，国内其他省市估计很少有像广东一样把GDP增速目标定在10%以内的。”深圳市市长许勤说。

　　显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主动放慢了脚步，摆脱了以往“世界代工厂”的定位，放弃了原有的将速度和总量奉为圭臬的行为模式。

　　是什么促成了2011年GDP仍然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今天的巨大转变？用幸福指标取代GDP来进行政绩考核、反映民众幸福感，其结果会令人信服吗？

　　广东一向被标榜为开风气之先、敢想敢干的地方。面对各方质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解释掷地有声：“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

　　2011年前后，几起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或许为广东政府转变2012年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幸福广东，能否成为中国转型的新样本？

　　跳楼和罢工潮引出拐点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数十万员工中多数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人。从2010年起，由于不断发生的员工因工作压力过大而跳楼的事件，把行事一向低调的富士康推向前台，成为與论的焦点。

　　2010年5月26日上午，总裁郭台铭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接连出现的11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表示道歉。当天，郭台铭陪同近300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观了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员工宿舍、食堂以及员工关爱中心。不过，郭台铭此举在劝勉员工不要走极端方面鲜有成效，此后又陆续发生了6起自杀事件。

　　与此同时，100多公里之外的佛山，也正因为南海本田零部件厂工人罢工事件而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事件中，工人们要求将基本工资增加800元、重新签订劳动合同、重新选举工会主席。一石击起千层浪，此事件为此后珠三角地区接连爆发的200多起罢工事件拉开了序幕。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好地化解了一系列事件背后表现出的劳资矛盾。汪洋并不认为跳楼和罢工事件威胁了政治稳定，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表示认同。最后，所有事件都以工人工资增加30%～40%而“圆满”结束。

　　然而，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却自此开始快速提高，一些利润率本就不高的工厂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不少企业不堪重负，纷纷倒闭；一些企业开始谋求制造新的、利润率更高的产品；一些企业把目光转向中国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省份，或是孟加拉、越南、印度等国家。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2009年，日商支付给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每年4000美元，在越南约为2000美元，而在孟加拉国只需要1000美元。时至今日，这一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

　　这意味着，广东经济长期赖以生存的代加工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虽然代工模式为中国解决了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问题，推动了社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使国内经济迈向了市场化和国际化，但这一生产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可大量生产商品，却无法创造品牌；能快速提升GDP，却无法创造高利润；可接纳大量人员就业，却无法大幅提高员工收入和福利。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壮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不少村庄留守的只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这预示着未来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将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劳动报酬必然快速提高。这种情况在很多省份都存在，不只广东独有。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开始惊呼“刘易斯拐点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逐渐出现招工难、民工荒等现象。“刘易斯拐点”将使工资上涨速度加快，增大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却推动了通胀，并使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广东有逾2000万外来人口，“刘易斯拐点”更是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颇具争议的“双转移”

　　早在四年前，刚赴广东上任的汪洋就意识到，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向价值链上层的攀升和转型，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汪洋制定了“双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战略——“双转移”即将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侧和广东北部山区转移；东西两侧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的二三级产业转移，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当时，这一发展战略饱受争议，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有些专家甚至予以严厉抨击。

　　广东省社科院国际经济所所长邱杉认为，“产业转移不是政府说了算，还必须考量市场因素”。他指出，广东省政府大力推动的多是一些在国际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并没有什么价值。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万向东的观点则更加鲜明，认为“广东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时，仍力推‘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策略，很有可能会加速产业和劳动力的‘空洞化’，让珠三角元气大伤”，珠三角各地竞相把发展旅游、金融、证券等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视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却将原本赖以安身立命并借此名扬全球的制造业弃如敝屣，“是极为不理智和短视的行为”。

　　“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汪洋顶住来自各方的诟病，坚定地推行这一新战略。

　　新战略推行之初，压力和阻力都相当大。东莞市的很多老板都不愿意转移，而当地村镇也担心企业转出去以后，空出来的出租屋和厂房没人承租。据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介绍，东莞有一个户籍人口只有3万的小镇，镇上一个贴牌生产“耐克”的台湾鞋厂实际用工就达10万人，一年能给该镇带来5000万元的利润。如果把这个鞋厂转移出去，当地的担忧可想而知。

　　汪洋书记为此给东莞支招——产业转移出去时，可以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这样附加值就还在，将来税收并不会少。

　　低廉的地价成为吸引企业转移的筹码之一。“100元/亩的土地，让我可以建一座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厂。”最初对搬迁工厂很无奈的金欧化工董事长陈继平，承认开始时是被这里的地价吸引的，但他如今的想法已经转变，因为公司搬到山区韶关南雄市后，在他急需资金建立渠道时，南雄产业园区的融资平台为他解决了近千万元的燃眉之急。

　　4年过去了，“双转移”的效果显而易见：2011年1月～10月，广东全省35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引进项目3118个，投资额7386.3亿元，累计创造工业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税收约250亿元，总规模已堪比一座新的工业城市。

　　3副对联诠释幸福

　　汪洋强调，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将常态化，转型升级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旋律。但“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

　　“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尽职履责。”汪洋曾拟写了3副主题词为“幸福”的对联：“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三副对联的横批均是“共建共享”。

　　2011年10月11日，中国第一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在广东出台，用42个指标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部分构成。客观指标体系将全省21个市按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分为两类地区，并分别设置类别指标和差别权重；主观指标体系则主要反映群众对幸福广东建设实现程度的感受。

　　1月3日，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新一年发展方针。调低GDP增速和出台幸福指标，不但没有影响广东各个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热情，转型升级政策带来的种种机遇反而大大提振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

　　河源市长彭建文兴奋地说，今年省政府提出要集中资源优先扶持产业转移重点区域、重点园区和重点产业建设，要实施反哺工程，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对于河源来说，不是机遇是什么？这为河源走生态协调发展道路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府的这一决策同样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广东网民们纷纷在网上留言，“大气！和数字政绩说拜拜了”“幸福广东，中国转型样本”……

　　汪洋曾在一次会议上，用一部电视剧的剧名《幸福像花儿一样》来诠释幸福。“幸福在老百姓那儿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幸福这朵花儿成长的环境条件，比如提供阳光、空气、土壤等。土壤不要有重金属，空气要有纯净度，阳光日照要充足。同时，群众也要为建设幸福广东出力，大家一起来除草、浇水、松土和打虫子，每一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去尽职履责。”

　　2012年，广东新的发展模式能否浇灌出幸福之花，我们拭目以待。